二、疑古思想的来源
    顾先生的疑古思想虽说是从小时就有的，但发展成为他的治古史的中心思想则产生于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期。综括起来看，他的疑古思想的来源或者说所受疑古最大的有三方面：
    1.过去学者的疑古思想
    我国历代都有些能独立思考不迷信前人旧说的，如唐代的刘知几、啖助、赵匡，宋代的欧阳修一直到清初的阎若璩、胡渭、万斯大等，但多是就一书或一部分做些辨伪工作。从明代开始有合众书辨伪的，如宋濂的《诸子辨》、胡应麟的《四部正讹》、清初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等，这些书对顾先生当然都有不小的影响，后来他印行了《辨伪丛刊》把这些东西都收进去。据他自己说，他作《古史辨》的指导思想的来源，在古人里主要是郑樵、姚际恒和崔述，实际上以受崔的影响为最大，为了节省篇幅，这里只谈谈崔述对他的影响。
    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里有这样一段话：
    崔述的《东壁遗书》整理古代史实，刊落百家谬妄，这是我以前读《先正事略》（贤按，此书全名《国朝先正事略》，李元度著）时知道的，但这部书却没有见过。十年一月中适之先生买到了送给我看，我读了大痛快。尤其使我惊诧的，是他在《提要》中引的“打破沙锅纹到底”一句谚语。“你又要‘打碎乌盆问到底’了”，这是我们祖母常常用来禁止我发言的一句话，想不到这种“过细而问多”的毛病，我竟与崔先生同样地犯着。我弄了几时的辨伪的工作，很有许多自以为创获的，但他的书已经辩证得明明白白了。我真想不到有这样一部规模弘大而议论精锐的辨伪的大著作已先我而存在。我高兴极了，立志把它标点印行。可是我们对于崔述，见了他的伟大，同时也见到他的缺陷。他信仰经书和孔孟的气味都嫌太重，糅杂了许多先入为主的成见。这也难怪他，他生长在理学的家庭里，他的著书的目的在于驱除妨碍圣道的东西，辨伪也只是他的手段。但我们现在要比他进一步，推翻他的目的，作彻底的整理，是不很难的，所难的只在许多制度名物及细碎的事迹的研究上，在这上面，他已经给与我们许多精详的考证了，我们对于他应该是怎样地感谢呢？
    从这段话里可见顾先生对崔述的著作是多么喜欢，因为崔述对古史（只是先秦史）的辨伪工作是前无古人的、系统的、用科学方法作出的著作，等于为顾开辟一条道路，所以他下决心用好几年的工夫把崔书加以标点，准备印行。但他对此还不满足，大约过了十年，他在燕京大学教书时，和燕大同事亲赴河北魏县崔述的故里去采访，又得到崔的夫人成纫兰的诗集，他的弟崔迈的著作等等，于1936年在亚东图书馆印行，名《崔东壁遗书》，这是崔述遗书最完善的本子，此书于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时顾已去世，乃由其弟子王煦华改编者，与亚东本详略不同。
    顾先生称赞崔述没有门户之见，这点也很重要。他引崔述的话说：
    今世之士，醇谨者多恪遵宋儒，高明者多推汉儒以与宋儒角。此不过因幼学读宋儒注日久，故厌常喜新耳。其实宋儒之说多不始于宋儒，宋儒果非，汉儒安得尽是？理当论是非耳，不必胸中存汉、宋之见也。
    顾先生说“这是多么宽大的胸襟”。本来门户之见非学者所应有，清人宗汉而排宋，宋儒说东，清儒必说西，往往吹毛求疵，自陷于谬误。崔述虽出自宋学，但并不为左右袒，对朱熹所说有认为非者，亦必指出，的确无汉宋门户之见。对于汉儒亦如此，不问今文、古文，以是非为准，这点确是一般儒者所不及的。
    顾先生虽然认识到崔述的这个优点，他在主观上也想学崔述，但可惜未能提高警惕，终于落入宗派的圈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