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西方史学思想
    顾先生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正值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的旗帜是科学与民主，也正是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汹涌进来的时候。恰好1917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他锐意改革，新旧兼收，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即文学院长），此年冬胡适自美国留学归来，聘为教授，讲中国哲学史，从《诗经》讲起，顾先生认为胡有新见解，约傅斯年等人去听课。此时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风行一时，顾、傅等人联络一般思想较新的同学，创办杂志，取名《新潮》，同时黄侃等守旧学者出版《国故》，以相抗衡。此时胡适也倾向疑古，时与顾颉刚通函讨论，并询姚际恒的书，介绍崔述的《考信录》，商量出《辩伪丛刊》。同时还有钱玄同也是疑古派，与颉刚志同道合，往复通信，俱见《古史辨》中。胡适作《水浒传考证》、《红楼梦考证》，对顾先生影响很大。他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有下列话：
    九年秋间，亚东图书馆新式标点本《水浒》出版，上面有适之先生的长序。我真想不到一部小说中的著作和版本的问题会有这样的复杂，它所本的故事的来历和演变又有这许多的层次的。若不经他的考证，这种故事的变迁状况只在若有若无之间，我们便将因它的模糊而猜想其简单，哪能知道得如此清楚。自从有了这个暗示，我更回想起以前做戏迷时所受的教训；觉得用了这样的方法可以讲究的故事真不知有多少。……若能像适之先生考《水浒》故事一般，把这些层次寻究了出来，更加以有条不紊的贯穿，看它们是怎样地变化的，岂不是一件最有趣味的工作……只因我触了这一个机，所以骤然得到一种新的眼光，对于古史有了特殊的了解。
    由此可见，他受胡适的影响是很深的。除胡之外，还有一位钱玄同，钱与顾真可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他比顾的疑古更大胆，他甚至于废钱姓，改名疑古玄同，这也真是学术史上一件趣闻。关于钱的思想，看《古史辨》即可清楚，后来钱和顾走到同一条道路上去，决不是偶然的。
    3.清末今文学家的影响
    清代自嘉道以后，内受太平天国的打击，外受列强的侵略，国势日益衰落，于是有些学者利用公羊学作为改革的论据，出现了好些今文学家，其中最有影响是康有为。他为实行变法找理论根据，把孔子抬出来，作《孔子改制考》，以避免保守派骂他用夷变夏，大逆不道。他作《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都不是学术著作，而是政治论著。但由于他大胆疑古，遂为顾钱所接受，对他们的影响很大。顾先生最初是古文学家章太炎的信徒，后来见到康有为的书，由于康氏大胆疑古，就对康倾倒。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上这样说：
    ……《新学伪经考》买到了，翻览一过知道他的论辨的基础完全建立在历史的证据上，要是古文的来历确有可疑之点，那么康长素先生把这些疑点列举出来也是应有之事。因此使我对于今文家平心了不少。后来又从《不忍杂志》上读到《孔子改制考》，第一篇讲上古事茫昧无稽，说孔子时夏殷的文献已苦于不足，何况三皇五帝的史事，此说极惬心厌理。下面汇集诸子托古改制的事实很清楚地把战国时的学风叙述出来，更是一部绝好的学术史。虽则他所说的孔子作六经的话我永不能信服，但六经参杂了许多儒家的托古改制的思想是不容否认的。我对于长素先生这般的锐敏的观察力不禁表示十分的敬意。……
    此时顾虽对康表示敬意，但无意作今文学家，所以他说：
    我的推翻古史的动机固是受了《孔子改制考》的明白指出上古茫昧无稽的启发，到这时而更倾心于长素的卓识。但我对于今文家的态度总不能佩服。我觉得他们拿辨伪作手段，把改制作目的，是为运用政策而非研究学问。他们的政策是：第一步先推翻了上古；然后第二步说孔子托古作六经以改制，更进而为第三步把自己的改制引援孔子为先例。因为他们的目的只在运用政策作自己的方便，所以虽是极鄙陋的谶纬也要假借了做自己的武器而不肯丢去。因为他们把政策与学问混而为一，所以在学问上也就肯轻易地屈抑自己的理性于怪妄之说的下面。……
    这个看法本极正确，可是后来主要是受了钱玄同的影响，竟滑到今文家的宗派里去，甚至承认《新学伪经考》是一部学术著作，走到他的原义的反面，真是太可惜了！
    在这三方面的影响中，本来胡适和顾先生的关系是很密的，看《古史辨》第一册中两人的通信便知，可是后来，胡适忽然变疑古为信古了，这使顾大吃一惊，又因老子的时代问题，胡坚持老子在孔子之前，顾则同意梁启超的意见，认为《道德经》的成书当在战国时，如老子是此书的作者应当在孔子后，由此二人的友谊就断了。只剩下崔述与康有为两派对顾一直很有影响，但两派的作风决不相同，崔述虽受六经的束缚，但在辨伪考信工作是非常认真的，是真正的学者；康则以伪造孔子托古改制作为他变法的先例，以无中生有的手法，硬说汉代古文经都是刘歆假造的，来为今文学张目并打击古文学家，则是伪学者，顾先生对崔康二派一视同仁，遂走上错误的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