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古史辨》与今古文之争
    头脑清楚的即令心细如发，能见人所不能见的地方，也免不了有疏忽失误之处。《古史辨》第五册中顾先生、钱玄同和钱穆之间关于今古文两派在刘歆伪造古文经传上的争论，即是一例。在此册中有三篇最重要文章：一是钱玄同的《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一是顾先生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是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以及钱穆与顾先生互相批评的两篇。三人关于今古文学和刘歆伪造古文经传的问题，如比较详细的介绍，非写一篇长文说不清楚，决不是这篇小文所能容纳。这里我只能略说大意。
    上文已提到，顾先生虽很欣赏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所说上古史事荒远难稽，经传所说不能信，但也看到康的说法目的在于为其变法从孔子那里找理论根据，其中大引纬书最不可信，但后来和钱玄同来往较多，受其影响，不知不觉地跟着钱走了，也相信了刘歆伪造古文经传，是助王莽篡汉之说。钱玄同的这篇文章本是重印《新学伪经考》的序，序中说他之所以信康说是受当时北大教授崔适的教导，认崔为师，死心塌地跟着康、崔走。崔与钱的信说：“知汉古文亦伪自康君始，下走之于康，略如攻东晋古文《尚书》者惠定宇于阎百诗之比。”其实康、崔并不懂考证，崔自比于惠定宇，而以康比阎百诗，实在是大言不惭。钱玄同说《新学伪经考》书中最重大发明有二点：一是秦焚六经未尝亡缺；二、河间献王及鲁共王无得古文之事。其实，这两条都不能成立，康氏只会咬文嚼字，说《史记·秦始皇本纪》明言“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史记儒林传》“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伏生既为秦博士当然他的书应不在焚烧之列。但他不懂，秦法严酷，伏生虽为博士，他能不怕官吏不管他是不是博士，见有藏书，就焚烧了，所以他要藏书在壁中，这是在情理之中的。“其后兵大起，流亡”，是说农民起义，战事起来，伏生流亡到它地。”在战乱中，书籍遭殃，这是常事，所以“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这并无奇怪，康氏认为伙生既是博士就不用藏书，因而说，“秦焚六经，未尝亡缺”，这未免太武断。如果真的未亡缺，为什么今文《尚书》只有二十八篇（汉宣帝时得《太誓》一篇，共二十九篇）？说秦焚书，六经未尽亡是可以的；但不能说“未尝”亡。康、崔于是说《儒林传》所记关于古文经的传授都是被刘歆增窜的，钱氏亦信之，但证据何在？钱氏说：“刘歆非说今文《尚书》为残本不可，于是不得不增窜《史记儒林传》，以为证据，初不料竟与《始皇本纪》抵牾也。”其实《儒林传》与《始皇本纪》并不抵牾，钱氏以书生一孔之见，盲从康、崔而又影响到顾先生。至于河间献王及鲁共王无得古文经之事，认为这都是刘歆窜改，更是强词夺理，刘歆简直太神通广大了。
    康氏为什么专和刘歆作对，硬说他伪造古文经？因为康继承清代今文家之说，认为今文家说才是孔子的真传，刘歆曾上书请立古文《左传》为博士，与今文《公羊传》为敌。他又曾任王莽的国师公，于是认刘歆的伪造古文经传都是以助莽篡汉为目的。一部《新学伪经考》就是为此而作的。崔适钱玄同等迷信康说，著书为之张目。但康说究竟有无根据，能不能成立？是很值得认真研究的。于是钱穆作《刘向歆父子年谱》对康说提出反驳，年谱前有一序，提出康说“不可通”之处有28条之多。大意是说，刘歆父刘向校书中秘始于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后刘歆也参加校书工作，绥和元年（前6年）向卒。次年诏刘歆“复领五经，卒父前业。 ”同年（哀帝建平元年）歆即上书争立古文经博士，距歆领校五经才数月。计刘歆在中秘校书不过十余年，说歆在此期间能遍造古文经，是绝不可能的。何况向治《谷梁传》以说《春秋》，歆发现《左传》、“大好之”，父子间往往辨论，如歆伪造《左传》，向怎能不知，还和他辨论，向岂不太愚了？这是完全说不通的。又同时校书中秘的还有多人，如任宏，尹咸、李柱国、杜参、班斿、苏竟等人，在众目睽睽之下，歆怎能作伪？东汉诸儒如桓谭、班固、崔骃、张衡，蔡邕等都曾校书东观，目睹中秘书，怎不能发现伪造诸经的迹象？反对古文经者，前如师丹，公孙禄，后如范升等为何不揭发刘歆伪造古文经？这些都是说不通的。至于说刘歆伪造经典，目的在于助王莽篡汉，更是笑话。歆校书时在莽篡汉前十余年，他怎知莽要篡汉？他是汉宗室为什么要助莽篡汉？何况媚莽篡汉者根据是符命，符命源出灾异，言灾异者都是今文学家。康氏说歆助篡汉，主要根据《周官》一书，歆如果想助莽，为何不造符命，不言灾异，却伪造一部《周官》，而新莽官制又并不专据《周官》，如井田见于《孟子》，分州见于《尚书》，爵位之等详于《王制》、《公羊》，凡此种种都足以否定刘歆伪造古文经之说，而使康说彻底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