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古史辨》与今古文之争 头脑清楚的即令心细如发,能见人所不能见的地方,也免不了有疏忽失误之处。《古史辨》第五册中顾先生、钱玄同和钱穆之间关于今古文两派在刘歆伪造古文经传上的争论,即是一例。在此册中有三篇最重要文章:一是钱玄同的《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一是顾先生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是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以及钱穆与顾先生互相批评的两篇。三人关于今古文学和刘歆伪造古文经传的问题,如比较详细的介绍,非写一篇长文说不清楚,决不是这篇小文所能容纳。这里我只能略说大意。 上文已提到,顾先生虽很欣赏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所说上古史事荒远难稽,经传所说不能信,但也看到康的说法目的在于为其变法从孔子那里找理论根据,其中大引纬书最不可信,但后来和钱玄同来往较多,受其影响,不知不觉地跟着钱走了,也相信了刘歆伪造古文经传,是助王莽篡汉之说。钱玄同的这篇文章本是重印《新学伪经考》的序,序中说他之所以信康说是受当时北大教授崔适的教导,认崔为师,死心塌地跟着康、崔走。崔与钱的信说:“知汉古文亦伪自康君始,下走之于康,略如攻东晋古文《尚书》者惠定宇于阎百诗之比。”其实康、崔并不懂考证,崔自比于惠定宇,而以康比阎百诗,实在是大言不惭。钱玄同说《新学伪经考》书中最重大发明有二点:一是秦焚六经未尝亡缺;二、河间献王及鲁共王无得古文之事。其实,这两条都不能成立,康氏只会咬文嚼字,说《史记·秦始皇本纪》明言“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史记儒林传》“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伏生既为秦博士当然他的书应不在焚烧之列。但他不懂,秦法严酷,伏生虽为博士,他能不怕官吏不管他是不是博士,见有藏书,就焚烧了,所以他要藏书在壁中,这是在情理之中的。“其后兵大起,流亡”,是说农民起义,战事起来,伏生流亡到它地。”在战乱中,书籍遭殃,这是常事,所以“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这并无奇怪,康氏认为伙生既是博士就不用藏书,因而说,“秦焚六经,未尝亡缺”,这未免太武断。如果真的未亡缺,为什么今文《尚书》只有二十八篇(汉宣帝时得《太誓》一篇,共二十九篇)?说秦焚书,六经未尽亡是可以的;但不能说“未尝”亡。康、崔于是说《儒林传》所记关于古文经的传授都是被刘歆增窜的,钱氏亦信之,但证据何在?钱氏说:“刘歆非说今文《尚书》为残本不可,于是不得不增窜《史记儒林传》,以为证据,初不料竟与《始皇本纪》抵牾也。”其实《儒林传》与《始皇本纪》并不抵牾,钱氏以书生一孔之见,盲从康、崔而又影响到顾先生。至于河间献王及鲁共王无得古文经之事,认为这都是刘歆窜改,更是强词夺理,刘歆简直太神通广大了。 康氏为什么专和刘歆作对,硬说他伪造古文经?因为康继承清代今文家之说,认为今文家说才是孔子的真传,刘歆曾上书请立古文《左传》为博士,与今文《公羊传》为敌。他又曾任王莽的国师公,于是认刘歆的伪造古文经传都是以助莽篡汉为目的。一部《新学伪经考》就是为此而作的。崔适钱玄同等迷信康说,著书为之张目。但康说究竟有无根据,能不能成立?是很值得认真研究的。于是钱穆作《刘向歆父子年谱》对康说提出反驳,年谱前有一序,提出康说“不可通”之处有28条之多。大意是说,刘歆父刘向校书中秘始于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后刘歆也参加校书工作,绥和元年(前6年)向卒。次年诏刘歆“复领五经,卒父前业。 ”同年(哀帝建平元年)歆即上书争立古文经博士,距歆领校五经才数月。计刘歆在中秘校书不过十余年,说歆在此期间能遍造古文经,是绝不可能的。何况向治《谷梁传》以说《春秋》,歆发现《左传》、“大好之”,父子间往往辨论,如歆伪造《左传》,向怎能不知,还和他辨论,向岂不太愚了?这是完全说不通的。又同时校书中秘的还有多人,如任宏,尹咸、李柱国、杜参、班斿、苏竟等人,在众目睽睽之下,歆怎能作伪?东汉诸儒如桓谭、班固、崔骃、张衡,蔡邕等都曾校书东观,目睹中秘书,怎不能发现伪造诸经的迹象?反对古文经者,前如师丹,公孙禄,后如范升等为何不揭发刘歆伪造古文经?这些都是说不通的。至于说刘歆伪造经典,目的在于助王莽篡汉,更是笑话。歆校书时在莽篡汉前十余年,他怎知莽要篡汉?他是汉宗室为什么要助莽篡汉?何况媚莽篡汉者根据是符命,符命源出灾异,言灾异者都是今文学家。康氏说歆助篡汉,主要根据《周官》一书,歆如果想助莽,为何不造符命,不言灾异,却伪造一部《周官》,而新莽官制又并不专据《周官》,如井田见于《孟子》,分州见于《尚书》,爵位之等详于《王制》、《公羊》,凡此种种都足以否定刘歆伪造古文经之说,而使康说彻底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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