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清代今文学家都说伪造古文经的是刘歆而不是它人？问题出在《汉书·刘歆传》上，歆传说：“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由是章句义理备焉。”因此他们一口咬定《左传》中解经的话都是刘歆伪造的。这是一个绝大的误解。《左传》中确实有后人所作解经的话，而且作者不只一人，但都是战国时人所作，而不是刘歆。歆传这句话的意义是说汉人讲《左传》的人只讲章句，不讲义理，刘歆和他的弟子郑兴研究《左传》，要讲义理，成他的一家之言，并准备有所著述，事见《后汉书·郑兴传》。钱玄同是学者，他应当深入研究这个问题，不应盲从康有为。
    只要不受康说蒙蔽的人都不难发现，刘歆的话往往与《左传》抵牾，《汉书五行志》有许多条引刘歆的话，试与《左传》对比，全不相符。主要区别在于《左传》只讲天象对人有无灾害，刘歆则好讲阴阳五行，好讲符应，和董仲舒、刘向的思想是一个路子。又《左传》用岁星无超辰的历法，刘歆作《世经》则用144 年超一辰的太岁纪年法，二者截然不同。崔钱诸人不作深入钻研，只看刘歆传上一句话，就把《左传》上解经的话一概说是刘歆的伪造，更由《左传》而遍及群经。实际上他们所提出的有疑问之处，只能说是疑问，并不是证据。这种错误不仅自误而且误人。关于刘歆伪造《左传》的谬说的驳正详见拙作《左传编撰考》第五节（收入拙著《古史考辨》155-164页），这里只说大意，请读者参考彼文。
    顾先生本来不信这些今文学家的，但后来受钱玄同的影响竟信了刘歆伪造《左传》之说，从而不知不觉地跟着今文学家走了。他作的长文《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前面用五德终始说讲五行说的起源和发展，但从十四节起就讲“今古文问题”了。他说：
    《汉书》本传说他…“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可见他对于左氏传是曾经动过一番手的。
    这完全是今文学家的看法。又说：
    刘歆从幼就受有很好的家学，稍长又博览秘府藏书，他也希望自己的学说立于学官，竟被他发明了一个新途径。秘府中的书当然有用古文写的，他就从这上面得到暗示，觉得倘在今文经书之外别出许多古文经书，一定可使经学界中开出一个新面目。所以他在三家诗之外，别出一种《毛诗》，在欧阳、夏侯《书》之外别出一种古文《尚书》，在大小戴之外别出一种《逸礼》，在公羊、谷梁《春秋》之外别出一种《左氏春秋》。这四种新经和新传都是以“古文”为标帜的。
    从这段话看来，顾先生竟认为《毛诗》，古文《尚书》（按此指汉古文，非魏晋以来的伪古文）《逸礼》、《左传》统统是刘歆伪造的。而且设想出他伪造古文经传的心理，这不完全跟着康崔等人跑了吗？顾先生为什么不想想刘歆有多大神通竟能在短短十余年中伪造那么多经传，而且是用古文写的？为什么不想想和他同时校书还有不少人，他怎能作伪而不被人发觉？为什么不想想他竟敢以伪书为根据上书责太常博士，说他们“深闭固拒而不肯试，猥以不诵绝之；欲以杜塞余道，绝灭微学…若心专已守残，党同门，妒道真，违明诏，失圣意…，”真是理直气壮，毫不畏惧，作伪者敢这样吗？反之，博士们却不敢和他质对，不过骂他几句，名儒龚胜乃至“上疏深自罪责，愿乞骸骨罢”。伪造者这样厉害，博士们却这样畏缩，不敢大胆反击，这将如何解释呢？
    我们再看看，康氏是怎样发现刘歆伪造古文经传的。他在《重刻新学伪经考》后序中说：
    自刘申受、魏默深、龚定庵以来，疑攻刘歆之作伪者多矣，吾蓄疑久矣，拾取《史记》，…偶得《河间献王传》、《鲁共王传》读之，乃无得古文经一事，大惊疑。乃取《汉书》《河间献王（传）》、《鲁共王传》对校《史记》读之，又取《史记》、《汉书》两《儒林传》对读之，则《汉书》详言古文事，与《史记》大反，乃益大惊大疑。又取《太史公自序》读之，子长自称“天下郡国群书皆写副，集于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世纂其业，乃翻金匮石室之藏，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则子长于中秘之书，郡国人君之藏，盖无所不见。其生又当河间献王、鲁共王之后，有献书开壁事更无所不知。子长对此孔经大事更无所不纪。然而《史记》无之，则为刘歆之伪窜无疑也。……
    按《汉书》所有者为《史记》所无，只能认为可疑，绝对不能作为伪造的证据。如这能算证据，那么《汉书·董仲舒传》中上武帝的三策，亦为《史记》所无，难道也是刘歆伪造的吗？何况《史记》记事并用今古文，引《左传》之处甚多，照康氏的说法，全是刘歆所窜入，用这种毫无根据的谎言作为论证，这怎能算是考证？但是顾先生却说：“《伪经考》这书，议论或有错误，但是这个中心思想及其考证的方法是不错的”。后来他在与钱穆答辩文中仍坚持这个观点，一直到他晚年仍不信汉古文《尚书》是真的，这和魏源的《书古微》就没有多少区别了，我不能不对顾先生深表惋惜。
    五、小结
    顾先生继崔述之后，打破六经的束缚，对关于古史的伪书伪史作一番清理的工作，提出“层累地造成古史说”，为郭沫若同志所称许。这个路子是对的，意义是重大的。但误信康有为的邪说，认他的谎言为考证，上了他的当，这是错误的，是不能为顾先生讳的。
    建国以来，顾先生的主要工作是专治《尚书》，但因他写文章，有求全的习惯，总要把所有的史料都搜罗无遗，所有的问题都想解决彻底，于是每篇文章动辄几万字，乃至十几万字，这对研究者有方便处，但对一般读者则往往望而生畏。先生毕生研究《尚书》，未能写成一书，恐怕与此有关。现在他的学生整理其遗稿，陆续发表在《文史》上，刘起釪先生也在继续努力攻《尚书》，我们衷心希望顾先生的未竟之业终有完成的一天，所以在这篇小文里关于顾先生在治《尚书》的成绩只好付之缺如，留待专家去写了。
    五十年代刮起一阵批判胡适之风，波及顾先生，当时对顾的批判都是不公正的，也可以说是违心之论。顾先生虽不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写文章，并不反对马克思主义。他在古史和对《尚书》的研究的功绩是人所共知的。不应因他主张疑古，或疑古过头就否定他的功绩。我这篇小文对于他在疑古工作的优缺点作了初步的评介，是否有当，请史学界同志们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