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古史辨》的成绩与特点
    顾先生的成名之书是《古史辨》，第一册出版于1926年，由北京的朴社印行，第七册则出版于1940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印行。（解放后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其中第一、二、三、五册是顾先生编辑的，第四、六册是罗根泽编的，第七册是童书业编的。
    这七册的《古史辨》是集合各家辨论伪书伪史的论文集。它和一般论文集不同，是正反两面论战的论文、通信等的合编。其中针锋相对的论战最能引人兴趣，所以第一册出版后，令读者耳目一新，一年之中竟印行二十版，这恐怕是出版界所仅见的。争论中的主将是顾先生，以疑古为旗帜，书名《古史辨》，于是有疑古派与《古史辨》派之名出现于史学界。第四、六两书本为罗根泽编的《诸子丛考》，其中也有好多争论，顾先生认为与其它各册性质相近，因而也收入《古史辨》中。在三十年代，日寇侵华日亟，学者很难从事著作，顾先生把主要精力放在写作抗日宣传小册子，旋即南去，于是《古史辨》第七册交其助手留在上海的童书业编辑，因论文太多，分为上、中、下三册。
    《古史辨》第一册分上、中、下三编，而以中编为重点。其中第一篇就是顾先生写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是原本刊在胡适编的《努力周报》的《读书杂志》第九期上，今收入《古史辨》里，前面加一小序这样说：
    我二年以来，蓄意要辨论中国的古史，比崔述更进一步…我们现在既没有“经书即信史”的成见，所以要辨明古史，看史迹的整理还轻，而看传说的经历却重。凡是一件史事应当看它最先是怎样的，以后逐步逐步的变迁是怎样的…我很想做一篇“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把传说中的古史的经历详细一说。这有三个意思：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如这封信里说的，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状况……
    在这封信里，他本着上述观点，提出几个看法：1.《诗》、《书》里的“帝”都是上帝。（《史记》里的帝尧、帝舜是后人的称呼不算）2.禹是上帝派下来的神，不是人。3.禹和夏没有发生什么关系。4.禹是从九鼎上来的，根据《说文》，禹虫也。（贤按：后来顾先生否定了此说）5.到春秋时才有尧舜。6.黄帝之祀起于秦国，经过方士的鼓吹，于是黄帝立在尧舜之前了。7.自从许行一辈人抬出神农，于是神农又立在黄帝之前了。8.自从《易系辞》抬出疱牺氏（即伏牺氏），于是疱牺氏又在神农之前了。9.自从李斯等人说“有天皇、地皇、秦皇、秦皇最贵，于是三皇之说又立在疱牺氏之前了。10.自从汉代把苗族的始祖传了过来，于是盘古成了开天辟地的人，更在三皇之前了（贤按：苗族的始祖传说当是疱牺氏，盘古当是瑶族的始祖传说）。总之，“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无征，知道的古史越多。“譬如积薪，后来居上，”这是造史的好比喻。
    此信一经发表，立即引起刘掞藜、胡堇人的反对，正如顾先生说的“竟成了轰炸中国古史的一个原子弹，连我自己也想不到竟收着这样巨大的战果，各方面读些古书的人都受到了这个问题的刺激。”双方交战，并无结果。平心而论，“层累地造成古史说”始因受崔述的启发而提出的，原则上是正确的，郭沫若也赞它是“卓识”，并为多数古史学者所信从。《论语》记载古圣王只提到尧、舜、禹、稷，但并不称尧舜为帝，亦无为五帝中之二帝之说，因为古人以帝为神，人王在夏代则称为后，商、周都称王（殷末称帝乙、帝辛是例外）。我们从社会发展史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看，尧舜当是氏族社会中的部落酋长，所以连“后”号都没有，更谈不到为帝。《论语》既无五帝，更无三皇。由此推论，所谓伏牺、神农、黄帝、女娲等不过一种表示社会发展阶段的名称，多是战国以来才有的，更多见于纬书，其非信史是很易理解的。
    《古史辨》第一册的主要争论问题在于禹是神还是人？双方争辨甚烈，但解决不了，因为在历史传说中，神可以变人，人也可以变为神。禹究竟是神还是人，各说各的理，都是推测，没有确实的证据，最后只好不了了之。顾先生之所以被认为疑古派领袖，主要由于这个争论，而这类问题由于各家看问题的视角和思维逻辑的方法不同，也不可能得出一致的意见。
    我以为顾先生的《答刘胡两先生书》的第一信（《古史辨》第一册99页以下）提出四个研究古史的观点很值得注意：一、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二、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三、打破占史人化的观念；四、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这四点对我国古史研究中确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从古以来的传统观点一般承认：古代帝王都是黄帝之后，夏、商、周三代都是统一的，甚至认为尧，舜时代也是统一的；至于在于古代神化为人，虽不尽是这样，但确有这类事。（比如《左传》昭元年郑子产所说的高辛氏二子阏伯、实沈日寻干戈，于是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即大火），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故参为夏星。这本是神话，并无其事。今人每认为历史，以商参二星为宋晋二国之星。）儒墨二家都承认尧舜为至德之世，递降为三王、五霸。法家韩非也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五蠹》）。这都是历史退化论，这显然是错误的。今人论史仍有犯这类错误的，所以我认为顾先生提出这四点是很值得重视的。
    过去一般人读书，往往是书上怎么说，就信以为真，跟着也怎么说，只是少数头脑比较清楚的才能看出书中存在的问题，因而提出种种疑问。他们提出的问题都是枝枝节节的，没有系统，第一个系统地对古史中的可疑之处提出来而加以辨驳的是崔述，顾先生继之作更大胆的辨伪，使读书的人头脑清醒些，好象中暑的人头昏脑胀，服了清凉药，对他们是大有好处的。《古史辨》就是读古书的人的清凉药。但是传统积习实在太重，他们迷信古人的成见太深，虽有崔述，顾先生的努力，收的效果并不大，迷信伪书伪史的人直到今天还不能清醒过来的，写文章公然引用伪书，屡见不鲜，可见顾先生的疑古工作不是作的太过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