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清代朴学“考据”式的经典解释是对前代“诠释”方法的根本性颠覆。它以“返归本经”替代了阐发“道德性理”、“学者须疑”的文本解读思维方式。“考据”强调回到儒学原典中去，从语言解释做起。它重新赋予了“六经”在儒家经典的解释文本系统中的核心地位，确定了以“经言”代替论证，以训诂词义代替“发明义理”、义理“治经”。它要求先探明“圣言”之真义，而后再以之为判断是非之标准。无疑，这对于恢复儒家经典的权威性，力戒单凭胸臆以为训释的“空谈”论证方式是极为必要的。客观上，它突出了儒学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促进了自明末出现的“理学”向“经学”回归的思潮，无形中也造就了一种尊汉薄宋的学术倾向。“考据”遵循“实事求是”的实证学风和求真、求实的治学精神，其与重抽象思辨，创新发挥的“诠释”有着明显不同。在朴学家的“考据”中，他们紧扣文本，或以今词释古词，或以本名释异名，或以详言释略言，总是试图通过诠释经典本文在文字上所具有的意义，进而恢复处于前文本状态的原始话语，秉承了历史主义的解释态度；而“诠释”则多在注释时加以论说，并以序、注文前的导语、文首宗旨的发挥、引文及对引文的“愚按”，多层次和多角度地发掘文本义理，探索圣人作经之寓意，且进行哲学理论的创造和发挥，坚持了人文精神的意蕴。此外，在对待佛、道二教思想的问题上，“考据”与“诠释”在立场上亦有着本质的区别。朴学在“考据”中力排佛老，其认为要得“经”之真义，必须清除佛老之“空言”，解经方能由“虚”入“实”，“夫子述《六经》，后来者溺于训诂，未害也；濂洛言通学，后来者借以谈禅，则其害深也”⑧。经典的解释即使溺于训诂，却也未必有害；然一旦“借以谈禅”，“则其害深也”。与之相对，“诠释”则对佛老的本体论等思维采取了批判接受的态度。它讲求将佛道的思辨哲学方法与经典解释形上学相融通，以促成儒家奠基注解时的义理化、哲学化。在阳明心学注入“诠释”方法后，援佛老思想入儒，更在经典解释中常见，“以为未必是圣人，可肩一狂字，坐圣门第二席，故以佛学即为圣学，而明道辟佛之语，皆一一绌之”⑨。
    “考据”与“诠释”作为儒家经典的解释方法，其出现与发展都有着内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诠释克服了唐代以前经典解释过度依重“训释”而停滞不前的缺陷，它不以圣人及经典本身为最高权威，代之以“理”、“心”为终极价值，强调解释经典的目的是为了求道、明理、致良知，用诠释的形式把经学理学化、哲学化，将经学、理学、哲学三者贯通。这对于宋初饱受佛、道冲击的儒学，是必要的方法创新和视域的拓宽。但当明末，以心学主导的诠释日益走向程序化、僵固化，并陷入空谈时，它将儒家经典解释的视域限制到了一个狭小的圈子里，文本解释不可避免地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这极度地损害了儒家经典的权威性。清代学术的发展要求改变儒学的窘境，并超越宋学，开出新的天地，而只有返本，才能开新，因此朴学把目光转向对儒家原始经典的“考据”。回到原典，解释本义，成为重振儒学的必由之路。加之，清初学者在反思明朝灭亡原因时，痛斥王学务虚清谈使得学风败坏，士风堕落；乾嘉时期，学者为躲避“文字高压”不敢擅发议论，训诂考证成为其安身立命的生存方式，这些，在客观上进一步促成了儒家经典解释中“考据”对于“诠释”方法的替换。
    这里还需说明一个问题，宋明的“诠释”是对汉唐“训释”的改进，朴学“考据”又是对“诠释”的变革，并且在对经典的“训诂”、“释词”中“考据”与“训释”之间又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这是否是一种复古，抑或是儒家经典解释学的一种倒退？答案自然是否定的。通过比较，可以看出：第一，“训释”的文本重心是“五经”、“四书”等，其他儒家典籍作为传记只能是经的陪衬或附庸；“考据”虽遵“六经”为原典，但并不忽略对“四书”等经典的解释；“训释”重文字、词义，虽不废字音，但大多作为训诂辅助的手段；“考据”不仅重字型、字义的考证，且在声韵学中形成了重要理论，它沟通了有声语言与文字的关系，提出了研究文字和字义必须理解声音，训诂的范围较“训释”更为全面。显然，作为一种解释方法，“考据”所能完成的工作更为系统、完备。第二，从本质上说，“训释”是一种语言解释，它给予经典解释者的任务是分析由多义性词语组成的某种相对单义的话语，并在接收信息时确认这种单义性的意向。其以经书为中心，以解释和通顺词义文句为主要目的，无论释词还是解句，都始终围绕着经典原文的语言文字展开。“考据”一方面继承了“训释”语言解释的功能，其对典籍的整理校勘、辨伪、辑佚的规范要求较汉唐更为严格；另一方面，“考据”在朴学家那里又表现出浓厚的语言哲学倾向。如段玉裁主张形、音、义相互求证，形、音、义互为表里等，已明显具有了局部的意义决定于它在整体中的地位，整体的意义则决定于它使局部环境变化方式的辩证意蕴。而通过语言解释，达到“以词通道”，在戴震的“考据”论说中尤为明显。朴学之“考据”虽未直接创造出完整的语言哲学系统，但其“启蒙”意义不言而喻。第三，融汇西学的理性精神，是“考据”较“训释”的另一不同。明末清初，西方基督教传教士带来了西方的自然科学与技术——“西学”。以朴学为首的儒家在讨论儒学“超胜”西学以及“西学中源”说时，潜移默化中对西学的“实用理性”亦进行了批判的吸收。“实证的考据方法，内藏着一种跟西学会通的接应点”⑩，“考据”含有的实用、实效之意，其与近代西方的“实验科学”和“应用科学”具有一种内在相通的理路。朴学实事求是的学风，“归纳”、“演绎”、“假设求证”等逻辑思维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讲也是受作西学东来之刺激而形成的。基于历史的原因，“训释”不存在与“西学”接近的可能。综上，“考据”相对“训释”是一种进步，它有着儒学发展历史的必然性，绝非简单“复古”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