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建构语言哲学，拓展文本解释理论
    清代朴学发端于明末。在其诞生的早期，产生了如顾炎武、黄宗羲、毛奇龄、顾祖禹、胡渭、江永等考据学的大家。这批学者高举“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的旗帜，坚持“经世致用”、“反理学”思想，意在清除“明心见性之空言”，培植“修己治人之实学”，以“取证经书”的方式引导学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14)。至清中期，随着清初的那些带有明遗民特征的学者相继去世，由他们所掀起的批判理学思潮开始衰退，而西学带有“启蒙”性质的科学精神开始进入人们的视域，加之清政府厉行“黜异端以尊正学”的思想专制政策，学者不敢标新立异、自创新说，“朴学”日益将学术眼光转移到经典文本自身的语言解释中来。以戴震为首的乾嘉学者因而建构出一套崭新的语言哲学体系与科学的文本解释理论与方法，成为在清代重构的儒家经典解释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戴震，字东原，其一生学术之旨趣在于求道。“道”在这里有天道与人道之分，“在天地，则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谓道；在人物，则凡生生所有事，亦如气化之不可已，是谓道”(15)。戴震将求道的方式总结为“由字通词，由词通道”。文字、词汇与语言研究的意义同追求圣人之道是联系在一起的，这样对于经典的语言解释自然也就拥有了追求形而上“道”的意蕴。戴震发现，“六经”作为经典文本，分别由“字”、“词”、“心”、“道”四种要素分层组合而成；“字→词→心→道”四种要素或者说语言（字与词）和心理（心与道）两大层面相互制约、相互发明，就组合成为经典的文本结构。“由词以通其道”，必须从语言的组合规律与思维的运作规律出发，依照合理的程序进行，必须尽可能与经典文本结构的“字→词→心→道”相对应，以“离词→辨言→以心相遇→闻道”四项工作相衔接、相贯通，层次分明，逐层上透。既重视“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圣贤之心志”，又强调“得其志则可以通乎其词”，如此经典解释才能合理地进行，才能获得历史效益(16)。戴震秉承汉儒“六书说”，即将汉字分成六大类，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形声字、假借字及转注字，把“六书”看作统摄汉字的纲领。“六书”又进一步分成两大类，前四书是文字造字之法，是“体”，后两书是用字之法，是“用”。对于语音、音义，他同样给出了相应解析。其认为，语音的变化是由声、气的细微差别决定的，有其自身的内在的规则和区别；音义的内在逻辑是：发音部位近同→古韵同部→声、韵近同则意义相通。
    戴震曾言：“学者体会古贤圣之言，宜先辨其字之虚实。今人谓之‘字’，古人谓‘名’。”(17)“名”分“实体实事”（描述客观对象的名称与概念）与“纯粹中正”（价值的称谓）两类。两类“名”存在区别，而在表述天“道”时又可合一。在对经典文本的考据中，戴震提出要以“十分之见”的“求真”理想追寻“道”。即经典解释中，无论考释词义、分析句意，还是概括章旨，通论范畴，所得出来的见解必须要用“圣人之道”予以验证。“十分之见”要求在方法上寻求事情发展最原始的起点，并且亲自从第一手资料出发；在证据方面，不能依孤证而下结论，必须要有众多的证据构成一个系统性的证明体系，将偶然性的因素从真理的普遍性中排除出去。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戴震将哲学的认识论、逻辑学的概念论、语言学的词汇论融于一体，形成了“朴学”独具特色的语言哲学理论。实质上，“朴学”的内涵是自觉地通过对字、词以及名物制度的研究而上达到对原始儒家真正精神之把握。它将实证的知性方法与人道关怀的哲学目标相统一，使其文本解释无论在理论深度上，还是内容体系的完备上都达到了高峰。它包含着科学的精神与思辨的态度。在其影响下，后继的朴学家们不断在方法论层次上完善经典解释方法。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一）王念孙、王引之的逻辑推理法。王念孙认为，对于经典中的讹误，没有直接的证据自然要论证，有直接的证据，也同样要论证，因为还存在证据可不可信，原文可不可解的问题。在论证中，先要归纳，即揣测特定语境中的特定词义，如发现前人注释有可疑之处，便调动自己的经验学问，收集同类事例，进行归纳，形成一个假定性的解释。之后将假定性的解释推扩演绎开去，搜集更多同类的例证，运用这一“解释”逐一检证，如果都能得到满意的解释结论，那么即可作出总的判断，“假定”便能上升为“定理”，也能正式发表出来了。王念孙的解经思路在王引之处得到了继承，并将之总结为“参之他经”，“证以成训”，“别为之说”，并且将类比法等补充进去。这样，调查→假设→内证、外证→分类排比→结论的推理方法便呈现出来。（二）焦循的“证实运虚”法。“证实”指在对大量的文献材料进行深入的分析、思考和“实测”后，给予文字正确的解释。“运虚”则是说在解经中要运用思辨与推理，对于词义的逻辑关系认真梳理，进而得到可靠的结论。“证实运虚”强调学思结合，经典解释的要义也正是在“求其通”。焦循的“虚”“实”结合，显然是站在辩证法的高度解释经学。另外，任大椿的“即类以求”法，阮元的“求是实践”法也都是具有一定深度的方法论。
    可以看到，以戴震为代表的朴学家从语言学角度来思考哲学问题，开创了儒家哲学的新转向，形成了不同于宋明理学的人文实证主义哲学思考方式。它主张通过文字、语言工具，使得后人对古代经典的解释具有人文学的实证性，从而保证人文学释义的客观性与科学性，不要使人文学的研究陷入高度主观化的臆想之中，力求在历史的情境中理解古代圣人“与天地之心相协”的精神(18)。这一新哲学思考方式使儒家经典解释乃至中国传统哲学初步具备了前所未有的明晰性。它将文化研究、词汇研究与语言解释、哲学思辨结合起来，互相发明，融为一体，为经典解释方法开拓了新的发展空间。其注入的实证主义精神，贯穿了逻辑分析的方法，在追求历史还原主义中，以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了儒家文体典籍。它让人们确信作为终极价值和规范的“道”就蕴涵于“六经”之中，为了探求儒学的原始要义，必须“还向原典”，对“六经”的“义理”只作出符合其原义的分析，同时要对语言文字所指示的“意义”怀有一种信任的态度，认同只要遵循适当的解释方法和程序，就可以求得经典的原义，并进而认识蕴涵于其中的“道”。回顾儒家经典解释学传统，其间也曾出现过“名实之辨”、“言意之辨”等语言解释理论，尤其在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宋明理学中，更是建立了以“理”作为其语言哲学的理性支点，将关注焦点对准“圣人之意”与文本之“义”，在此基础上，将理义之本与文本结合起来，最终确立己见的语言解析范式。“朴学”的理论贡献更为深远。它将客观实证主义的“科学化”思维引入经典解释，兴建了“因言求道”的“语言理解”范式，促进了中国语言解释的近代化进程。当然，语言虽然能够通向道，但毕竟不是道本身。过于关注“语言的理解”势必导致对“历史理解”的忽略，因而“言”与“意”之间也容易发生背离，这也成为了日后清代强调经典“微言大义”的“宋学”儒者最为诟病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