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在意识形态方面，王权主义是整个思想文化的核心。作为观念的王权主义最主要的就是王尊和臣卑的理论与社会意识。
    天、道、圣、王合一，简称“四合一”，置王于绝对之尊。“四合一”把王神化、绝对化、本体化，把王与理性、规律一体化，把王与道德一体化，把理想寄希望于王。尽管人们以此为依据对许多具体的君主进行了批评、甚至鞭挞，可是归结点依然是王权和“王制”。只要没有超出这个大框框，也就说明还没有走出王权主义。这不是苛求古人，而是要说明这种思想文化范式决定了越是寄希望于圣王，就越难摆脱现实的王。
    与王尊相应的是臣卑的理论和观念。臣民卑贱是天秩所决定的。所谓天秩指的是宇宙的结构或万物秩序之类的事物关系。在各式各样的结构和秩序中，君主都处于至尊至上之位，臣民与君主相对而处于卑下之位。千姿百态的阴阳论无一例外地把君主置于阳位，把臣民置于阴位，这成为天秩、命定、必然。臣民在社会与历史上只能为子民、为辅、为奴、为犬马、为爪牙、为工具。“主者，人之所仰而生也。”“为人臣者，仰生于上也。”君主是天下人的衣食父母，生养万民。既然臣民是被君主恩赐才能生存的下物，那么属于君主自然是理中之事。社会硬件（权力、等级等等）对君臣主奴地位规定无疑具有强制的性质，而成俗的主奴观念则使人变为自觉的臣仆。从这个意义上说，成俗的政治文化对人的规范作用更为突出。面对着君主的圣明，臣下在文化观念和心理上深深存在着一种错感和罪感意识。进谏固然包含着对君主的批评，然而这种批评在观念上又是一种错误和罪过，于是在臣下的上疏中，常常有这样一些语句，诸如“昧死以言”、“臣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兢惶无措”、“彷徨阙庭，伏待斧质”等等。这决不是空洞的客套语和形式主义，而是社会定位与文化认定。
    王权崇拜是整个思想文化的核心，而“王道”则是社会理性、道德、正义、公正的体现。我们祖先的理想就是“王道乐土”！
    从农民、地主的构成观察中国古代社会形态
    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冯尔康
    研究社会形态的历史，人们一般以生产方式的状态来做判断。对于战国秦汉至明清（鸦片战争以前）时期的社会，大多认为农民与地主阶级建立一种生产方式，形成封建社会形态。这两者间的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相当于欧洲中世纪农奴与领主时代的社会形态，这种似乎是定论的见解，如今令人生出某种疑问：只有佃农才同地主构成生产关系，佃农能是农民的代名词吗？它能概括所有的农民吗？社会主要矛盾是所谓的农民与地主的矛盾吗？
    对此，我们首先应了解农民的构成及其社会关系。
    认识农民的成分，要从生产关系与等级结构诸方面作分析。所谓农民，是指农业中的劳动者，其中有自耕农、半自耕农、富裕农民，他们拥有自己的耕地，自耕自食，或者租佃他人少量土地，或者耕地略有富余出租给他人，再或者雇佣少量农业佣工帮助耕作。以上三种人在国家编制中都是编户齐民，属于平民身分。租赁地主土地耕作的农民，基本上可以区分为两类，即平民佃农，属良民身分；另一种是中古时代的“客”（户口编制在主人家的客户）。宋代以后的“随田佃客”、“佃仆”受到主人的某种人身控制，法律地位介于良民和贱民之间，是半贱民。受雇于人的农业佣工，也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平民佣工，二是身分低于良人但比贱民高的雇工，就是明清时期所谓的“雇工人”。比雇工人身分更低的农业劳动者是农业奴隶，在政府和私人地主的田庄上劳作。以上各种人虽身分不同，但都是农业生产者，是通常所说的农民。此外，还有生活在农村的平民地主和小土地出租者，他们是不是农民呢？这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笔者以为他们亦可以被视做农民，原因有三：第一，他们出租土地，可以视为农业经营者；第二，居住在农村，交纳农业税，应国家对农民的徭役之征；第三，职业是农民，在国家的户口制度中，将人户区分为四大类，即士、农、工、商，地主属于农民类。上述各种人，共同构成农民。
    在各种农民中，佃农与地主形成租佃的生产关系，处于对立矛盾的统一体中。佣工、农业奴隶与田主也形成东伙、主奴的生产关系。至于自耕农、半自耕农和富裕农民，在生产过程中与地主不产生租佃关系，根本不能形成生产关系的统一体，换句话说，他们之间不存在生产关系的问题。在劳动农民中有与地主形成生产关系的，有的不能产生这种关系，因此封建时代的农村生产关系，能不能仅以或主要以租佃关系来表述呢？笔者以为要看佃农和自耕农各自在社会中的比重，假如佃农占大多数，自耕农的比重不足计数，自然可以用主佃关系表达这个时代的生产关系。如果不是这种情形，就不宜于这样认识事物了。自战国秦汉迄于明清，都有大量的自耕农（包括半自耕农、富裕农民）的存在，从战国李悝、西汉贾谊起，政治家、政论家讲的纳税人，都是指的自耕农，均田制下的均田户其实也是自耕农，这些自耕农是政府极其注意的纳税人，是农户的主体。宋代以后自耕农有所减少，有时佃农占到农户的多数，这就是康熙帝所说的“小民所自有田者不过十之三四”的情形。即使如此，自耕农仍然达到30%-40%，比重并不算小。在一个朝代的初期，自耕农占多数，这可能已是学者的共识。大体上可以说自耕农是农民的主体，他们与地主不构成生产关系，因此主佃关系很难说成为社会的主要关系，地主与佃农的矛盾未见得会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
    自耕农与地主没有生产中的关系，而他们和平民地主却共同地与国家发生密不可分的联系。他们是有田地的人，可是土地在名义上是属于国家的。事实是皇帝对土地有着最终的支配权，或者说最高所有权，均田制就是以土地为国家所有作为前提，在名义上向农民分配田地，而事实上是国家承认农民对耕地的占有，并以一百亩（隋唐制度）作为征收租庸调的标准。可见国家具有双重身分，既是管理者，又是土地最高所有者，所以向有土地的农民征收赋税和征发徭役，而无土地的佃农并无赋税，只有徭役。早期役重于税，而后变为税重于役，到了清代将人头税摊入地亩征收，更加大土地税。事情的实况是自耕农和地主成为国家赋役的主要承担者，国家与农民，特别是与其主体的自耕农和平民地主形成对立统一关系，处于一个统一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