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以往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基本出发点，是世界各民族的历史发展都必然遵循一条共同的道路。资本主义是这条道路上不可回避的一个阶段，所以中国也必然要经历它。既然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如西方帝国主义者所说的那样是舶来品，当然就必须有自己的根，即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然而，中国近代的经历已证明了资本主义并非中国历史的必经阶段。在鸦片战争以后的一个世纪里，中国人学西方，追西方，竭力想把中国引上西方式的近代发展道路，但资本主义却一直未能在中国土地上蔚成气候；而自1949年以后，中国更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国从来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这一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了资本主义并非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如果我们尊重事实，不把资本主义视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自然也就不必到历史中去苦苦地寻找中国资本主义的起源了。
    尽管我们过去对欧洲经验的认识并不一定正确，尽管“资本主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这一论断与中国近代历史的实际进程不符，但是我们仍然坚信中国传统社会中必定有资本主义萌芽。这种信念的基础，是认为中国应该而且必定能够按照欧洲近代发展的模式去发展。然而，史学所研究的对象，只能是过去确实发生过的事，而不能是按照某种逻辑或理念“应当”发生的事。史学研究的任务，是在弄清事实的基础上重现过去，而不是对历史上没有发生的情况进行假设和预测。所以，我们可以讨论中国是否出现过“资本主义萌芽”，但是却不能根据某种逻辑或理念推定中国必然有过这个萌芽，更不能进而以此为基础去做“如果没有……，中国也将……”式的推论。在对中国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特点的探索中，别的国家曾经发生过什么，只能作为参照，而不能比附。上述那种推论，实际上是按照欧洲的历史发展模式，来重新构建中国的历史。斯大林把马克思以欧洲经验为基础的规律绝对化了，却被我们奉为无可置疑的真理。
    欧洲中心主义是建立在一种“单一”的和“直线进化”的史观基础之上的。然而世界历史却是多元的、变化多端的。如果把世界各民族的发展都视为单一的和直线性的，那么各个具体民族的历史还有什么独立研究的价值呢？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指出：人类社会发展是有规律的，但我们对于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探讨却寻找的是一种“普通的”（normal）方式。这种方式并不一定符合所有的事实，所以我们应当承认各种例外，承认各种可能性（注：〔英〕约翰·希克斯：《经济史理论》，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1991年英文版，6-7页。）。吴承明先生更明确指出：马克思的五种社会经济形态是历史哲学的命题，而不是史学的命题，而“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注：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经济学研究》（北京）1995年4期。）。然而在很长的时期里， 我们却将历史哲学理论当成了历史。这种做法本身就是违背马克思的思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