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不按“五种社会形态”的模式来勾画中国历史，不惟是实事求是的，而且也符合马克思学说的本义。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他们将“东方社会”区别于古代西方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的论述，如：“在奴隶制、农奴制等等之下，劳动者本身表现为服务于某一第三者个人或共同体的自然生产条件之一（这不适用于例如东方的普遍奴隶制，这仅仅是从欧洲的观点来看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496页。 ）又如：“在奴隶关系、农奴关系、贡赋关系（在所论为原始公社的时候）下面，只有奴隶主、封建主、接受贡赋的国家，才是产品的所有者，才是产品的售卖者。”（注：《资本论》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364页。）在马、恩著作中，“接受贡赋的国家”即指“东方的专制者”（注：《资本论》3卷，370页。），其对臣民普遍实行的人身占有称为“普遍奴隶制”；对于这种剥削关系，是不能用“欧洲的观点”，即西欧奴隶制和农奴制关系来加以解释的；这种“东方的”或非西方的社会特征，一直与“古代社会”、“封建社会”的存在相始终。这些观点，可以说是相当明确的。中国属于“东方”的范畴，其在古代具有与西方不同的社会结构特征，也可以说是十分明确的。
    熟悉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同志都知道，上述“东方的”社会特征，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指的就是“亚细亚生产方式”。诚如学者所言，马克思恩格斯心目中的“东方”或“亚细亚”包含了十分广阔的地域，除了中国、印度、两河流域、阿拉伯、古代波斯、土耳其、爪哇外，还有埃及、俄国、摩尔人统治下的西班牙……等等。这么多地方的古代民族，除有着共同的“亚细亚”特征外，当然还有千差万别的不同历史背景；同时，马克思恩格斯所描述的“亚细亚”社会的各项特征，也不是同每一个“亚细亚”国家或地区的实际情况都那么丝丝入扣的。马克思不是神，他不可能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仔细研究每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历史和现状，他有关亚细亚社会形态的概括也可能有不尽完善的地方。但是，我们决不可以抓住这些个别不完善或与某个地区稍有出入的地方去否认马克思对整个东方社会的基本估计。从总体上说，马克思的亚细亚社会形态理论要比“五种社会形态”说更符合中国的历史实际，也更适合中国国情。我们应当提倡以马克思的这些基本估计做指导去研究东方，包括研究中国的社会形态，并在实践中完善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形态的理论。
    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与现代中国史学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李伯重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是现代中国史学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对于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曾起过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这种作用表现在：首先，这个研究突破了长期支配中国传统史学的那种“中国即天下，天下即中国”的狭隘眼光，把中国历史纳入世界历史的范围之中来加以研究，从而促使中国史学摆脱了原有的封闭状态，成为国际现代史学的一个部分。特别要强调的是，这个研究实际上是以欧洲经验作为参照系来研究中国，而这一点也很有意义，因为在世界历史从前近代到近代的转变过程中，欧洲占据了突出的地位，因此其经验对于其他国家的研究来说自然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再次，这个研究打破了自黑格尔以来盛行于西方的“中国停滞”论及本世纪中期以来流行的“冲击-回应”模式的束缚，使得我们能够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历史，并把研究的重心放到中国自身，着重从中国内部去发现推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复次，这个研究促使学者们对于与“资本主义萌芽”相关的商品经济、雇佣劳动、早期工业化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即使是不赞同“资本主义萌芽”这一提法的学者，也不能不接受这些探讨所得出的成果和结论。最后，在对资本主义萌芽本身的研究上，方法和理论也有明显的改进。这对于中国经济史学之社会科学化也起了重要作用。总而言之，这个研究，对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确实起了不可磨灭的积极作用。
    然而，以往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中也存在着若干重大问题，使得这个研究今天面临着严峻挑战。
    首先，在我国，由于特定的历史环境，资本主义萌芽并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具有强烈民族感情的问题。在近几百年中，西方迅速地走到了中国的前头，并使中国受尽了凌辱。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是在西欧出现资本主义。按照一种简单化的逻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倘若我们不接受帝国主义者所宣扬的西方优越论及西方侵略是推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力量的谬论，那么中国传统社会内部必然也存在一种同西方一样的历史发展动力--资本主义，而且这种动力终究会在中国引起与西方相同的历史发展进程。然而，这种由“别人有，我们也有”的“争气”心态引起的对西方的比附，从根本上来说，乃是缺乏民族自信心的一种表现。随着我国近20年来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民族心态也发生了颇大变化，因此年轻学者对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兴趣也在逐渐减弱。
    其次，以往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所赖以进行的理论基础，在近几十年中也逐渐发生了动摇。到底什么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近代早期欧洲的经济发展是否必然会导致近代工业资本主义？西欧出现工业革命是必然的吗？……不弄清这些问题，就不可能了解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而不了解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所有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也就成了无本之木。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过去我们对于以上问题的看法，不仅颇可争议，而且有些还有重大缺憾甚至严重错误。因此，建立在这些看法之上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也日益暴露出破绽。马克思曾嘲笑过某位摩姆孙先生在每一个货币经济里都可以发现已有资本主义，而在我们的研究中，从战国到清代两千年的中国历史，竟然成为了一部各家各派都可以发现“萌芽”的历史。使用同样的材料和同样的理论、方法，对同一个对象进行研究，结论却分歧大到如此地步。因此之故，研究的科学性也难免令人生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