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谈了纪传体中诸多符合真理性认识、合理的因素，因而值得我们今天在构想大型 清史体裁时充分地予以继承和借鉴。但同时，我们又应充分地认识纪传体的时代印记和 体裁缺陷。首先，纪传体的应用基本上与中国封建社会相终始，我们只能吸收其合理的 内核，而不应直接沿用其形式。诚然，司马迁有高度的创造才能和高明的史识，全书体 裁的配合很成功，其本纪的运用也很成功，如《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高祖 本纪》等篇，既写出历史的大势，又写出帝王的事迹、性格。但另一方面，他所首创的 体裁又恰好是封建等级制的投影，惟妙惟肖地反映出封建社会宝塔形的结构特点。《太 史公自序》说：“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毂共一幅”，以此形成天子高高在上，大臣股 肱辅弼、众星拱月的格局。此即设置本纪、世家、列传、表、书体裁结构的指导思想之 一。这是二千年封建社会中一直将纪传体史书奉为“正史”的根本原因。故刘知几评论 “本纪”的作用时，既讲“纪以包举大端”⑨（注：《史通·二体》。），一再强调“以 天子为本纪”，“列天子行事”，统率臣下众庶，显示至尊的意义，称：“盖纪者，纲 纪庶品，网罗万物。考篇目之大者，其莫过于此乎？及司马迁之著《史记》也，又列天 子行事，以本纪名篇。后世因之，守而勿失。”⑩（注：《史通·本纪》。）认为由于本 纪能显示天子至高无上的地位，因而历代遵从而不能变易。浦起龙《史通通释》对刘知 几的意蕴有深刻的体会，故于此篇解释说：“赞其创立纪名，专归天子，至当不易，无 容混冒。”（11）（注：《史通通释》卷二《本纪》，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简言之 ，纪传体的格局，《本纪》的名目和创设的原意，是有浓厚的封建意味的。
    其次，纪传体难以写出历史的大势。史书，尤其是大型史书应有主体部分，起总纲作 用。司马迁已经意识到此，他讲撰著《史记》要做到“通古今之变”，“原始察终，见 盛观衰，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即寓涵要写出历史演进的纲领和主线的意思。在纪传体 中，究竟能否反映出史事的纲领、历史演进的大势，则惟有看本纪能担负此一重任与否 。本纪用的是编年体，本身具有的优点是：史事发生的年代先后线索分明；同年并世的 事，有清楚的显示。但编年体的大缺陷是：一事隔越数卷，首尾难稽。有的大事件延续 的时间首尾达十几年，就得分散在十几卷中叙述，切割得很碎，事件发展的线索被掩盖 ，甚至读到后面已对前面相关的记载淡忘。所以有学者说，有的研究者要使用《资治通 鉴》，先找《通鉴纪事本末》来看，把相关的事件和记载弄清楚，然后再去读《通鉴》 ，道理即在于此。故后世的纪传体正史体裁运用舛误芜杂，不可究诘，本纪的记载成为 流水帐式的简单事目，正像章学诚所批评的，“如守科举之程式，不敢稍变；如治胥吏 之簿书，繁不可删。”（12）（注：《文史通义·书教下》。）其中，不但有因设局监修， 恩幸贵臣坐啸画诺，严重地压抑着史馆馆臣的创造性，馆臣之间互相推诿、互相掣肘等 原因，此外，纪传体本身的缺陷也是一项重要原因。
    复次，自18世纪以来，许多有识史家已经一再呼吁对纪传体进行改革，我们应该在他 们的基础上继续前进，而不要后退。社会现象越往后越复杂，纪传体的缺陷也就越暴露 。故处在传统史学后期的杰出史学评论家章学诚作出了极精辟的总结，说：“纪传之书 ，类例易求而大势难贯。”（13）（注：《文史通义·史学别录例议》。）类例易求，是指 纪传体将大事、人物活动、典章制度等项，分别归到本纪、列传和志中记载，所以按照 这几个大的门类极易寻找；大势难贯，即一针见血道出纪传体难以反映历史事件的来龙 去脉、历史演进的趋向这一根本性缺陷。章学诚探索史书编撰改革的方向，就是要求写 出“大势”。本纪不能胜任，故要引进纪事本末体来改造它。他说：“史为记事之书， 事万变而不齐，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则必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而后能起讫自如 。”（14）（注：《文史通义·书教下》。）纪事本末体正好具有这种优点，按照事件的起 因、发生、变化、结局记载，显示其来龙去脉。因此，他提出的历史编撰改革的方向便 是：“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其指导思想为保留纪传整体上诸体配合、容量广阔 的优点，而糅合纪事本末体的长处，以克服其大势难贯的缺陷。为此，他曾提出过两种 设想：一种是设立包含多种内容、具有多种功能的“传”，可用来记人，用来记事，用 来代替书志；一种是采用“别录”，在全书前面标出一个时代最主要的事件，在每一事 件之下将有关的篇注明。其详见于《书教下》篇和《史学别录例议》篇。但他仍处在探 索阶段，自己认为未达到满意的结果。至20世纪初年，章太炎、梁启超分别探索用一种 新综合体来撰写中国通史，也是朝着章学诚提出的方向继续作出努力。特别是梁启超， 他对史学工作既有理论的建树，又有多方面的成功实践，他对体例很有研究，对纪传体 的优点和弊病都有深刻的认识。因此他在辛亥革命以后态度明确地反对沿用旧的纪传体 来纂修《清史稿》，这一意见是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至现在，时代又前进了八九十年 ，我们今天纂修大型清史若仍旧沿用纪传体，那么我们是前进了呢？抑或是倒退了呢？这 显然是必须郑重考虑的问题。
    二、历史编撰应当体现时代精神
    我国传统史学体裁多样，各具风采，它们是各个时代的史家根据自己时代的需要创造 出来的。先秦时期主要史书体裁是编年体，与各国最早出现的史书形式相同，这是因为 先民对历史的考察最早是以时间先后为线索。西汉武帝时代司马迁创立纪传体，是以人 物活动作为考察历史的主要视角，同时纪传体具有规模宏伟、包涵丰富的特点。产生这 一新体裁的时代条件，一是由于自战国至秦汉之际的历史变局中，像苏秦、张仪、孙膑 、廉颇等人布衣而跻身将相，刘邦及其手下文武功臣几乎都出身低微，却以其智谋勇力 ，成为西汉开国皇帝和辅弼大臣。人物活动在时代前进中的作用凸显出来，因而成为司 马迁创立纪传体的认识基础；西汉前期处于中国封建社会上升时期，武帝之时国力的强 盛更达到顶点，因而促使司马迁在史书体裁上实现这一气魄宏大的新创造。又一新的史 书体裁典制体通史是在唐代中叶产生的，由具有丰富理财经验的政治家、史学家杜佑创 立，这同样反映出时代的要求。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高峰，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 、经济、刑法、礼乐等各种制度，从秦汉创设，至唐代已全面建立和成熟起来，因而有 必要进行系统的研究。又值安史之乱后，唐代社会由繁荣而陷于衰败，这一巨大变局刺 激着人们寻求改革办法，救治社会弊病，因而更有必要探索历代制度沿革，从中总结有 益的经验教训。此即典制体通史在唐中叶创立的时代需要和认识基础。被梁启超称誉为 “与吾侪理想之新史学最为相近，抑也旧史界进化之极轨”（15）（注：《中国历史研究 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第20页。）的纪事本末体，是在南宋被袁枢所创 造的，成为传统史学又一重要的史书体裁。这一新的体裁形式代表了以事件为中心的新 视角。袁枢喜读《资治通鉴》，但苦其所载事件线索不清，为逐年记载、分卷隔越所掩 盖，因而创立了纪事本末的新形式，将《通鉴》内容重新编排，将千余年史事提挈为23 9个事目，按事立篇，各具首尾。袁枢的新创造，反映了历史家要求在纷纭复杂的历史 现象中掌握影响最大的主要历史事件，明了其来龙去脉、前因后果的新认识。”此一新 的史书形式被创立之后，立即以其因事立篇、不拘常格、起讫自如、适合表现复杂曲折 的历史事件等突出优点吸引着学者的注意，因而明清两代继作者踵起。时代越往后，历 史现象越复杂，事件也愈加纷繁，以往的以年代为中心，或以人物为中心的史书体裁的 局限更形突出。而随着时代的演进，思想家、史学家的历史认识能力已更提高，他们对 于考察和总结社会盛衰治乱之“理”，和考察事件演进因果之“理”的要求也更加强烈 ，新的史书体裁正是在这种时代需要的推动下创造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