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用新综合体撰写大型清史
    根据以上的论述，显然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我们今天的史书编纂，应当自觉地继承 古代和近代史家的优良传统，吸收、借鉴他们的真理性认识和创新精神，同时，还应突 出地体现时代要求、时代精神。人类今天已进入21世纪，中国已进入到实现民族伟大复 兴的重要时代，要进一步实行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科学和文化，史学工作也要求达到 更高的科学性，勇于创新，达到超越前人的新水平。总起来说，继承性，时代性，科学 性，创新性，这四项，应是我们讨论修纂清史体裁问题的指导思想。
    进入新时期以来，我国历史编撰工作有了引入注目的进展，取得了非常宝贵的创新成 果，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史学工作勇于探索和蓬勃发展的特点。新时期历史编撰的 探索工作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下进行的。一方面，在唯物史观指引下，历史工 作者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对于历史进程的丰富性、多层面性有了深刻体会，试图在史 书体裁上有所突破，以求容纳和表现更加多样和深层的内容。另一方面，对于文化遗产 的继承、创新，有了自觉的认识，因而有创造的勇气。可以罗尔纲先生著《太平天国史 》、白寿彝先生主编《中国通史》和戴逸、李文海二先生主编《清通鉴》为代表。
    罗尔纲先生长期从事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他自四十年代末起，即经历了由继承纪传体 到自觉地进行改造的艰苦过程，至八十年代中期，又受到学术界研究成果的启发，因而 确立用一种“多种体裁结合而成的综合体裁”，撰写成四卷本的《太平天国史》。全书 系以叙论、纪年、表、志、列传五部分组成。“叙论”是对太平天国的时代背景，革命 运动的分期，革命的性质和成就，失败的原因，及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等，作综合的论 述。“纪年”，是以纲目体裁，按年代先后，对史事进行简洁的、有组织的记述；相应 取消“本纪”，将洪秀全事迹移归传内，剔除了纪传体以君主纲纪天下的封建性。用“ 表”标明复杂繁赜的史事，共二十一“表”。用“志”记典章制度，有上帝教、天朝田 亩制度、资政新篇、政权、政体、食货、官爵、兵、刑律、礼制等，共二十一篇“志” 。“列传”记人物，共四十七篇。罗尔纲先生认为：应用这种多种体裁结合而成的综合 体裁来撰著，“使一部史书既有理论性的阐述，又有丰富的内容，与一般用西方体裁的 史书往往陷于有骨无肉干巴巴的境地迥异。它是可供今天史家撰著史书应用的一种体裁 。”（36）（注：罗尔纲：《太平天国史·自序》，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0页。）
    白寿彝先生对史书体裁作了长期的探索，他于八十年代初即明确地提出“要采用综合 体裁来写历史”（37）（注：白寿彝：《谈史书的编撰》，《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3期。 ）这一重大理论主张，集中地代表了老一辈史学家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总结之后，对于唯 物史观体会更加深刻，视野更加开阔，至此，对于历史著作应有的丰富内容和包涵宏富 的编撰形式二者的统一，史书体裁的批判、继承和创新问题，在认识上都达到了升华。 白先生担任总主编，组织和领导全国几百位专家，从事多卷本《中国通史》的撰著，经 过二十年艰苦努力，至1999年4月终于实现全书全部出齐，共计12卷22册，约1300万字 ，被学术界誉为二十世纪史学的压轴之作。在《中国通史·导论》卷（于1989年出版）中 ，白先生专设了论历史编撰一章，系统地论述全书采用序说、综述、典志、传记四个部 分互相配合的新的综合体裁的构想。以“序说”置于各卷之首，开宗明义，其基本内容 为：论述基本资料，包括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论述前人和同时代人的研究成果；说明 本卷撰述的旨趣。“综述”，是各卷的主干部分，要写出历史发展的总相。综述吸收了 本纪、编年及近代以来流行的章节体等的长处而加以发展。主要任务是：紧紧抓住每一 历史时期的纲，只写对历史全局有影响的大事，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民族、中外关 系等方面，着重写的是历史发展的动向。政治的变动比较显著，需要作较多论述，且能 显示历史演进的线索，但又都结合经济、文化的发展。民族关系因是我国历史上的重大 问题而得到充分重视；各卷综述又都体现出鲜明的时间观念，高屋建瓴地划分不同的历 史时期和发展阶段，尽量地显示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特点。“典志”的任务，是对历 史现象进行剖视，其设立，是对纪传体中书志的改造和发展。通过总结旧史的志目并根 据新的观点加以发展，各卷典志篇目一般包括：地理（包括历史上疆域、行政区域、都 邑、交通等）、民族（民族的分布、活动、迁徙、习俗等）、社会经济（农、牧、手工业、 商业、货币、生产技术、土地制度、赋役制度等）、政治制度（官制、选举制度、科举制 度等）、军事制度、法律礼俗（包括民间习俗）、宗教（宗教的传播和特点、宗教与社会、 政治的关系等）、中外关系。典志篇目的设立，都是从各个社会剖面来反映一个历史时 期的特点，都是为体现社会发展整体服务的。“传记”，《中国通史》在第三卷以下， 都给传记以较多的篇幅，选择每一历史时期各方面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写出人物的历 史作用，还要通过他们写出时代的特点，分析、评价其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白先生 确定的由上述四种体裁互相配合的综合体裁，确能多层次地反映历史发展的进程，既反 映了历史的规律性，又反映了历史的丰富性。白先生又特别强调要在“通”字上下功夫 ，吸收司马迁、杜佑“通古今之变”的长处，还要吸收郑樵、马端临“会通”各种知识 和文献的长处，而尤为重要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深入地研究每一时期历史各方 面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于历史沿革流变之中探索历史的发展规律。
    戴逸、李文海二先生主编的《清通鉴》（共22册，1999年出版），是一部创造性地采用 编年体来撰修清朝历史之佳作。其撰述宗旨为：继承《资治通鉴》的体裁，“网罗300 年史迹，详其史实，著其人物，明其典章制度，考其记载同异，述一代之盛衰，究世事 之治乱，示过往之教训，揭历史之规律。”（38）（注：戴逸、李文海：《清通鉴·序言 》，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编纂者根据当今时代的需要，而对传统的编 年体裁加以改造和创新，同样为新时期的历史编撰提供了很可宝贵的经验，表现在：除 对政治、军事以应有的重视之外，对经济、社会、民族、文化、对外关系等为司马光等 旧史家所忽略的内容也予以足够的关注；适当参用纪事本末体的长处，全书按年月编排 ，惟重大事件适当地集中，或回溯，或延伸，追踪其来龙去脉，使首尾完整，一目了然 ；对较繁复的事件，先标其纲，俾眉目清楚；兼顾记载人物事迹，简要地状写出重要人 物的形象，在其辞世之时，作一总结性评述；重视对材料的鉴别、考订，并撰《考异》 ，说明对材料斟酌去取或存疑的原因。上述撰修原则，正是以新观点对编年体加以审视 ，针对其缺陷而加以改造和发展的，因而保证了这部《清通鉴》内容详审、体裁体例又 符合现代人的要求，得到学术界的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