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鸦片战争发生以后，中国社会进入了近代时期。社会环境和学术条件都有了深 刻的变化，历史编撰也敏锐地呈现出新的时代色彩。魏源在鸦片战争发生不久撰成《海 国图志》，以倡导了解外国、学习外国、“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为撰述宗旨，而在编撰 特点上，则是对传统的书志体大力改造，注入时代需要的新内容。全书以“志”为主体 ，兼用“论”、“图”、“表”互相配合，尤以“论”占有重要地位。由于这些创新的 设制和内容，使《海国图志》名副其实地成为近代爱国主义的先驱名著，成为先进的中 国人向西方学习的起点。魏源之所以能取得这一成就，是因为他对史书所应反映的内容 和它的编撰形式应当随着时代前进有自觉的认识。他有一句名言：“地气天时变，则史 例也变。”（28）（注：《海国图志》卷五《东南洋叙》。）他讲的“史例”，应包括史书 的指导思想、内容和编撰的体裁、体例两个方面。与魏源同时代及继其后的徐继畲、王 韬、黄遵宪等人所撰介绍外国史地的著作，也都在改造典志体以容纳新内容方面各有创造。
    至二十世纪初年，章太炎和梁启超对新体裁的探索在近代历史编撰上更加具有重要的 意义。这是因为，第一，至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已大为加深，尤其是经 过戊戌维新运动以后，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已达到学术思想的层面，先进的人们在政治观 上已确信西方民主政体远比中国专制政体优越，在哲学观上西方近代进化论已广泛传播 ，社会上各种学会、商会、新式学堂、报纸、书刊等在全国范围内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史界革命的声浪此伏彼起，历史学进入到迫切需要以叙述人类 社会进化以取代旧史以帝王将相的行事作为主要内容的崭新时代。在社会状况和思想意 识产生如此巨大而深刻变化的情势下，历史编撰如何反映出新的时代风采，这是十分值 得我们认真总结的新鲜课题。第二，章太炎、梁启超探索的是如何以新体裁撰写通史， 这对我们今天讨论纂修清史的体裁关系更为直接。
    二十世纪初年，夏曾佑已出版了《中国古代史》（原名《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 撰成至隋统一），他将传统史学中纪事本末体的特点糅合到由国外传来的章节体之中， 同样是对近代历史编纂作出了贡献。章太炎和梁启超计划撰修的是通史，所以他们要探 讨能容纳更加丰富内容的新体裁。章太炎于1900年写作《中国通史略例》（29）（注：《 略例》附在《訄书》第五十九《哀清史》之后，始见于《訄书》手校本 。），明确地采用章学诚的主张，吸收了纪事本末体的特点而对纪传体加以改造。他所 设想的通史由五体构成：（1）表。有帝王表，方舆表，职官表，师相表，文儒表。（2）典 。有种族典，民宅典，浚筑典，工艺典，食货典等，共12篇。（3）记。有周服记，秦帝 记，南胄记，唐藩记，党锢记，革命记，陆交记，海交记，胡寇记，光复记。（4）考纪 。有秦始皇考纪至洪秀全考纪共9篇。（5）别录。有管商萧葛别录，李斯别录，会党别录 ，畴人别录等，共25篇。章氏此一通史创新体裁的设想，是同他当时所具有的进化观念 和爱国思想相一致的。他提出有志于修撰《中国通史》的目的，一是为了“扬榷大端， 令知古今进化之轨”，一是为了“振厉士气，令人观感”。他认为章学诚的主张是“大 势所趋”，自觉地继承，所设想的十篇纪，就是吸取纪事本末体的优点设立的。他说： “又有历代社会各项要件，苦难贯串，则取机仲纪事本末为之作‘记’。”（30）（注： 《章太炎选集·致梁任公信》，1902年8月4日《新民丛报》载《章太炎来简》。）这说 明，章太炎探索体裁的创新，重点要解决的是“历代社会各项要件”如何贯串的问题， 最后确认吸收纪事本末体的优点可以解决。他企图用这十篇“记”来叙述有关“社会兴 废、国力强弱”的重要事件，如秦的统一、唐代藩镇割据等，这样来显示历史演进大势 ，这显然是沿着章学诚思考的方向继续探索，而且较之大有改进。章太炎又很重视用“ 典”记载典章制度的作用，说“有典则人文略备，推迹古近，足以臧往矣。若其振厉士 气，令人观感，不能无待纪传，今为考纪、别录数篇。”（31）（注：《訄书·哀 清史第五十九》附《中国通史略例》，《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第329页。）可见总体上是对纪传体的发展，发挥其综合的优点。不过，究竟以“记” 还是“典”来概述社会大势，章氏自己并不明确。梁启超在同一时期的探索，与章太炎 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梁氏于本世纪初年也酝酿写《中国通史》，后因卷入政治漩涡而搁 置多年，至1918年，他才“屏弃百事，专致力于通史之作”（32）（注：丁文江编《梁启 超年谱长编》，“1918年”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现见于《饮冰室合集》 中有关《中国通史》的部分作品，都写成于1920年，有《太古及三代载记》，（内容仅 有《古代传疑章第一》）；《春秋载记》六章，末附《春秋年表》；《战国载记》六章 ，末附《战国年表》等。（33）（注：以上各篇均收入《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三至四 十九。）以此与梁启超致陈叔通信中一段话相印证：“所著已成十二万言也（前稿须复改 者颇多），自珍敝帚，每日不知其手舞之足蹈之也。体例实无暇作详书告公，弟自信前 无古人耳。宰平曾以半日读四万言稿两遍，谓不忍释，吾计凡读者或皆如是也。顷颇思 先秦杀青（约端午节可成），即先付印（传志别行，此惟有年表、载记、志略三种。先秦 之部都十一卷，约二十万言也）……”我们可以判定，梁启超自信前无古人的创新体裁 ，就是以载记、年表、志略、传记四者配合而成的综合体。在此体系中，“载记”明显 地是主干部分，其作用是叙述一个时期的主要事件和历史大势。各个时期的“载记”联 接起来，就是从纵的方向论述历史演进的主线，与章太炎的十篇“记”相比较，有可能 叙述得更加系统。其他“年表”、“志略”、“传记”都与“载记”配合，与章太炎的 设想有颇多类似之处，而又明显地前进了一大步。还应指出的是，梁氏设立“载记”， 是对纪事本末体的创造性运用，他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既看到纪事本末体与近代史 家要求写出历史进化大势距离最近，又能看到其不足而作根本性的改造、提高，故说： “纪事本末体是历史的正宗方法……过去的纪事本末体，其共同的毛病，就是范围太窄 。我们所要的纪事本末体，要重新把每朝种种事实作为集团，搜集资料，研究清楚。” （34）（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第31页。）梁启超 撰成的《春秋载记》和《战国载记》确实把范围扩大，力求说明这两个重要历史时期事 件之间的联系和历史演进大势，它们所具有的高度史学价值和表述的成功向来受到高度 重视。近代著名史学家张荫麟认为：梁氏的这两部著作，如以质不以量言，非止可媲美 近代中外名家，抑且可以压倒吉朋（1737-1794）、麦可莱（1800-1859）、格林（1837-1 883）和威乐斯（1866-1946）。（35）（注：张荫麟：《跋梁任公别录》。《思想与时代》 第4期，1941年11月。）显然，既洞悉传统史学各种体裁之利弊得失、善于抉择和继承， 又能站在二十世纪初的时代高度，大胆地进行根本性改造和再创造，使之能够容纳和突 出地反映时代所需要的叙述人群进化、因果关系的新内容，就是梁启超在近代历史编撰 学史上取得成功的根本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