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纂修大型清史,确实是旷世巨典,一代盛事。体裁问题事关重大,首先必须深思 熟虑,精心解决,提供一个合理、完善的载体,使之能容纳并恰当地组织丰富、科学的 内容。必须处理好“继往”和“开来”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方面,纂修清史是承续历代 修史的工作,继二十四史之后再增加一部传世之作,因而在体裁体例上要充分地体现出 对历代沿用的纪传体之继承性。另一方面,我们是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修史,我们已经 跨入二十一世纪,所要实施的是新世纪第一项大型文化工程,因而又必须充分体现出体 裁、体例的时代性、科学性和创新性,反映出时代精神,使这部大型清史为当今学术界 和社会公众所接受。为此,有三项是必须得到充分体现的。一是,不能撇开二十世纪众 多史学家在探索更加科学、更加合理的史书体裁上所作出的极有价值的努力,相反地, 应当在他们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尤其是,章太炎和梁启超设想的改造纪传体、体现历史 演进大势异曲同工的两种修史方案,罗尔纲先生从事的剔除纪传体的封建性,采用叙论 、纪、志、传、表五体配合的体裁以著史的探索,白寿彝先生总结各种史书体裁得失, 确定的序说、综述、典志、传记四体配合的新综合体修纂《中国通史》的成功实践,在 他们身上集中地体现出随着社会前进,历史编撰上也必须勇于创新的客观法则。毫无疑 问,我们今天应当吸取他们的成功经验和创造精神,开辟历史编撰的新途径。二是,必 须体现进步历史观的指导。历史编撰是受历史观所达到的水平之制约的。章学诚之所以 能在历史编撰上提出进行改革的卓越见解,就因为他在历史观上比起其他封建社会后期 的史家站得更高。他在历史哲学上有一套“道”随着“事势”而不断发展的认识:“道 者,非圣人智力所能为,皆其事势自然,渐形渐著,不得已而出之。”随着后代社会生 活越来越复杂,推动各项秩序的治理,促进井田、封建、学校等各项制度的形成,乃是 “不得不然之势”(39)(注:《文史通义·原道上》。)。因此,对于“道”的探求不能 局限于儒家经典之内,不能认为“道”是凝固不变的,而是要研究当今变化了的制度事 物,总结出符合当今状况的“道”来。故著作家的任务是:“事变出于后者,六经不能 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40)(注:《文史通义·原道下》。)与此 相联系的是,他认为历史著作应做到“体圆而用神”,体裁体例上要灵活变通,不拘常 格,要体现出史家的远见卓识,通过总结历史流变预见未来,故称“神以知来”。比起 章学诚朴素的唯物观和朴素的进化观来,二十世纪是进化史观广泛流行、此后又是唯物 史观传播并逐步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了指导地位的时代,由此不断地推动史家对历史编撰 作出新的探索。今天,我们的历史观已比封建时代的史家高出两个历史时代,决不能以 封建时代的史书体裁自限,只求将史实、史料分类、纂辑,仍旧受历史循环论、复古倒 退史观的支配,或只求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相反地,我们要记载人类全体,包括各 个阶级、阶层的活动,考察各个社会集团之间的关系、矛盾和斗争,考察各种复杂历史 事件间的联系和前因后果,揭示出历史演进的规律性,当然也要如实地反映历史中的曲 折以至局部的倒退。撰写清史,我们就要在占有丰富史实的基础上,考察并清晰地揭示 出女真族的崛起、清朝的建立、它有过的兴盛,以至衰落和灭亡的过程和规律。我们必 须占有丰富、详尽的史料,对歧异的记载进行精到的考辨,而同时要重视对材料的分析 ,要体现出科学理论的指导。三是,今天纂修清史不能只求记载陈篇旧迹,而是要努力 写成非以惟可观,且又可诵的佳作,发挥如章太炎所说“振厉士气,令人观感”的作用 。要体现历史的智慧,通过记载和总结清朝的盛衰,对我们今天治国、兴业、行事、做 人产生有益的启迪,鼓舞人们在新世纪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总之,根据社会发 展对于历史编撰提出的要求,今天纂修大型清史不宜简单地沿用旧的纪传体,而应依据 史学发展的需要对它实行根本性的改造,吸取二十世纪有识史家的有益经验,创造一种 新的综合体裁,用它来纂修大型清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