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传统史学几种主要体裁产生的历史，清楚地显示出：随着社会前进，人类的历史 活动越复杂多样，史学家对如何观察和记载人类历史的认识也更加深刻。因而推动历史 编撰的发展，取得新的突破，使之能容纳更加丰富的内容和提供观察历史的新视角，史 学著作的价值由此得到提高，体现出时代的需要，并具有活跃的生命力。传统史学重视 体裁创新和发展的优良传统是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值得我们自觉地继承。
    这里还应指出，我国史学不仅重视在编撰实践上不断创新，而且在编撰理论上能重视 对创新经验加以总结，并提出新的主张以反映时代的需要。这同样是值得我们自觉继承 的优良传统。可以说，最早在司马迁身上已初步有了这种意识，以后刘知几和章学诚更 鲜明地表现出自觉的精神，获得出色的理论成就。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讲设置本 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裁的用意，同时强调十二本纪具有“既科条之矣”的作 用，即用十二本纪来记述历代王朝政治盛衰的大事，以此显示全书记载历史之大纲领， 两方面结合起来，既有意识地从多角度反映历史，又让“本纪”起到全书纲领的作用， 构成体裁上的一家之言：这是现存最早的历史学家对体裁运用的论述。唐代刘知几著成 中国第一部史学理论名著《史通》，他对其著述宗旨有精炼的说明：“若《史通》之为 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16）（注：《史通 ·自序》。）辨其指归，是辨析史家的指导思想是否符合求真、实录、善恶必书的要求 ，表彰直笔，痛斥曲笔；殚其体统，主要是探讨编撰得失，体例、体裁的运用，兼及材 料的搜集应用和叙事方法。他特别提出在长期史学发展中形成编年、纪传二种主要体裁 ，互相角力争先，准确地论述编年体主要优点是时代感强、纪传体主要优点是诸体配合 、包容量大等项利弊，都是通过总结历代史家编撰的经验教训而提出的重要看法，对后 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刘知几强调对历史编撰的体例、原则必须慎重地确定、严格地遵 循，故云：“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 …科条一辨，彪炳可观。”（17）（注：《史通·序例》。）这既是对历史编撰演进得失的 总结，也是他本人“三为史臣，再入东观”，参与修史工作的深切体会。他尤其态度鲜 明地主张史书编撰应该适应时代变化和学术的进步而变革，“前史之所未安，后史之所 且革”。（18）（注：《史通·载言》。）又云，“择善而从，何有远近？闻义不徙，是吾 忧也。”他论述由春秋到汉代，事件、人物活动、典章制度更复杂了，从《左传》的编 年体发展到《史记》、《汉书》的纪传体，乃史学演进之必然。“向使丘明世为史官， 皆仿《左传》也，至于前汉之严君平、郑子真，后汉之郭林宗、黄叔度，晁错、董生之 对策，刘向、谷永之上书，斯并衣冠人伦，名驰海内，识洞幽显，言穷军国。或以身隐 位卑，不预朝政；或以文繁事博，难为次序；皆略而不书，斯则可也。必情有所吝，不 加刊削，则汉氏之传百卷，并列于十二纪之中，将悲碎琐多芜，阑单失力者矣。故班固 以知其若此，设纪传以区分，使其历然可观，纲纪有别。”（19）（注：《史通·二体》 。）他及时总结历史编撰上的教训，如批评梁武帝《通史》“芜累尤深，遂令学者宁习 本书，怠观新录”（20）（注：《史通·六家》。）；批评王劭修《隋书》，一味追求模仿 《尚书》，徒然掇拾琐言，“可谓画虎不成，反类犬也。”（21）（注：《史通·六家》 。）他讥评中古以降，列传太滥太杂的毛病，更显示出他的勇气和卓识，直言道：“其 间则有生无令闻，死无异迹，用使游谈者靡徵其事，讲习者罕记其名，而虚班史传，妄 占篇目。”（22）（注：《史通·列传》。）并不怕招来谤议，一针见血地指责贞观诸史为 名臣父祖列传，毫无事实根据而滥加溢美，既严重违反信史原则，又乖于列传体例的弊 病。因此，《史通》的著成，突出地体现了中国历史编纂学自觉地总结和创新的传统， 对后世史学的发展影响巨大。
    章学诚处在传统史学后期，他之所以在总结历史编撰上能达到更高的境界，是因为他 重视“史义”，即思想、观点的指导作用，重视史家的别识心裁，反对墨守成规，指摘 世代相仍、因袭旧法造成的严重弊病，因而具有更加出色的革新精神。章学诚同样擅长 辨析体例，他以一种可贵的历史分析的眼光，中肯地总结一千多年来历史编撰上的一些 主要经验教训。他认为，司马迁所创立的纪传体，本为三代以后之良法，不愧是著述的 典范。继之《汉书》、《三国志》，都是“各有心裁家学”的上乘之作。降而《晋书》 、《隋书》、《新唐书》等，“虽不出于一手，人并效其能”（23）（注：《文史通义· 书教下》。），所以能够修成有价值的史书。而后来的修史者对体裁、体例却不知根据 需要灵活变通，结果史才、史识、史学都反过来成为史例的奴隶，积弊之极，几乎成为 严重的灾难：“纪传体之最敝者，如宋元之史，人杂体猥，不可究诘，或一事而数见， 或一人而两传，人至千名，卷盈数百”，简直如洪水泛滥之河、淮、洪泽，祸患无穷。 （24）（注：《文史通义·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章氏辨析体例的又一项重要创见，便 是指出纪传体的缺陷是难以反映历史演进的大势：“盖史至纪传而义例愈精，文章愈实 ，而于事之宗要愈难追求，观者久已患之。”（25）（注：《文史通义·史篇别录例议》 。）他进而认为，为了解决史书记载史事、反映历史大势的需要，探求历史编撰的新途 径，关键就是吸取纪事本末体的优点，将之糅合进纪传体的格局之中，理由是：“夫史 为记事之书，事万变而不齐，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则必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而 后能起讫自如，无一言之或漏而或溢也。”（26）（注：《文史通义·书教下》。）章学诚 能打破表面上两种互不相干的主要史书体裁，主张将它们糅合起来，又能以“史为记事 之书”这一根本任务，和适应事实复杂多变的需要来阐发纪事本末体的长处，这些都是 他为推动历史编撰实现创新所取得的重大成就。章氏是乾嘉时代善于运用哲理思考的出 色学者，他以符合辩证法的观点考察史书体裁在历史长河中的嬗变，看清楚原先优胜的 体裁形式演变到后代会弊病丛生，而有的被认为是陈旧的体裁经过恰当改造之后却会焕 发出新的光彩，获得新的生命力，因而得出“神奇可化臭腐，臭腐亦复化为神奇”（27） （注：《文史通义·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的哲理性命题。以“史义”为指导，准确 地认识当前历史编撰的弊端所在，通过对体裁、体例深刻的分析，提出符合时代需要的 创新思路，这就是这位以“辨章体例，考镜源流”著称的史学评论家对我们最宝贵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