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兹特克政治制度的性质
    这个问题看来不得不讨论。前面提到，谢维扬是把阿兹特克当作酋邦模式的一个典型例子的。也就是说，在谢维扬看来，阿兹特克是一个专制的酋邦产生专制的国家的例子。（注：《中国早期国家》，第139-142、208-210页。）并且，阿兹特克也被谢维扬举作了好战的酋邦通过征服战争产生专制国家的例子。（注：《中国早期国家》，第208-210页。）我们则举到阿兹特克的例子，用来证明摩尔根的部落联盟是与对外战争有着密切关系的，因为摩尔根是把阿兹特克的社会认作部落联盟的，也即是一种民主组织制度的。同一个阿兹特克，一方说是专制，一方说是民主；一方说是从好战的专制酋邦到好战的专制国家，一方说自始至终只是好战的民主部落联盟。看来，共同点只有一个，就是阿兹特克好战。分歧则多：专制抑或民主，酋邦抑或部落联盟，以及是否进入到国家。对于本文来说，重要的在于，这个好战的阿兹特克的权力结构，它是否专制，因为这涉及到谢维扬两个模式与对外战争的关系问题，涉及到征服战争的有无与早期国家专制政治与民主政治的产生问题。
    应当承认，摩尔根关于阿兹特克仍旧属于野蛮时代中级阶段，社会政治组织仍旧属于平等的氏族制度的说法，是不适宜的。怀特（LeslieA.White）的研究早已经证明了摩尔根的这一个错误，指出了阿兹特克社会是严格地按照等级制度组织起来的。（注：Leslie A.White,ed.,Pioneers in American Anthropology:The Bandelier-MorganLetters,1873-1883（2 Volumes）（Albuquerque,New Mexico: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1940），pp.1-108.）当代的研究者一般认为，阿兹特克已经进入国家社会阶段，有的甚至认为，它已经是个帝国。（注：Donald V.Kurtz,The Legitimation of The AztecState,in Henri J.M.Claessen and Peter Skalník,eds.,The EarlyState,pp.169-189;Muriel Porter Weaver,The Aztecs,Maya,andtheir Predecessors:Archaeology of Mesoamerica（The SecondEdition.San Diego:Academic Press,1981），pp.422-461;Geoffrey W.Conrad and Arthur A.Demarest,Religion and Empire:TheDynamics of Aztec and Inca Expansionism（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84），pp.11-83;Mary G.Hodge,Aztec City-States（Studies in Latin American Ethnohistory & Archaeology,Volume 3.Ann Arbor:The Museum of Anthropology,University ofMichigan,1984）；Pedro Carrasco,The Territorial Structure ofthe Aztec Empire,in H.R.Harvay,ed.,Land and Politics in theValley of Mexico:A Two Thousand Year Perspective（Albuquerque,New Mexico: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1991），pp.93-112;Mary G.Hodge,Polities Composing the Aztec Empire's Core,andFrederic Hicks,Cloth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AztecState,resp.in Mary G.Hodge and Michael E.Smith,eds.,Economiesand Polities in the Aztec Realm（Studies on Culture and Society,Volume 6.Albany,New York:Institute for Mesoamerican Studies,The University at 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1994），pp.43-71,89-111.）
    但是也应当看到，剔除摩尔根一些没有多少根据的猜想与推论，他所引用的关于阿兹特克政治结构的许多史实，（注：《古代社会》，第187-215页。）仍旧得到当代研究者的承认。不能像谢维扬那样，因为阿兹特克国王在战场上有权指挥军队，有权收集贡献，监督收税官，可以接待使节，宴请使节，宴请贵族，有时还“可以行使一种类似军事法庭的权力”等，便认为这“在部落联盟中是绝对不存在的”一种“明显和突出的个人性质的权力”，也即专制的权力。（注：《中国早期国家》，第141页。关于谢维扬的“个人性质的权力”与专制权力的关系，参见《中国早期国家》，第73、182、213、216、218页。）
    奇怪的是，阿兹特克国王的这些权力，与谢维扬当作部落联盟模式典型的民主权力结构中的希腊罗马巴赛勒斯和勒克斯的权力相比，只有小而不会大，为何谢维扬把前者认作专制的权力，后者却认作民主结构中的权力？（注：关于谢维扬所论巴赛勒斯和勒克斯的权力及其所属社会的性质，参见《中国早期国家》，第69-71页。）也许是因为，在谢维扬看来，阿兹特克没有所谓的“集体性质的权力点”，也即各种议事会。所谓的“四人大臣会议”，谢维扬认为，其成员都是王位侯选人，都是国王家族成员，不是部落代表，因而这个会议并非“酋长会议”。（注：《中国早期国家》，第142页。）其实，如果不那么纠缠于名字，而注重实际，用埃伦伯格（Victor Ehrenberg）判断斯巴达政治制度性质的话来比拟，这个会议至少可以证明，在这几个王族成员之间，还是有着某种程度的“内部民主”的。（注：埃伦伯格认为，斯巴达“‘平等者’的内部组织是民主的”。Victor Ehrenberg,The Greek State,p.54.）哪怕只有四个人与国王一同决策，这也不是经典定义中的专制政治，虽然仅此也不可说成是民主政治。何况，实际情况是，在当代研究者那里，阿兹特克的政治制度要远较我们所知道的复杂。
    比如，在王位继承制度方面，就有许多我们以前所不知道的东西。有人告诉我们，在阿兹特克人那里，兄弟先于儿子有王位继承之权，因为他们相信，兄弟“都是父亲的儿子”，在继承权上“应当平等”。（注：J.Rounds,Dynastic Succession and the Centralization ofPower in Tenochtitlan,in George A.Collier,Penato I.Rosaldo,and John D.Wirth,eds.,The Inca and Aztec States:1400-1800（New York:Academic Press,1982），p.68.）事实上，凡是以前国王们的儿子都有机会被选为国王，一次挑选新王，王位侯选人可达20人以上；并且，在合法的继承人中间挑选王位继承人，有人认为是由所有贵族都参加的一个大型会议的工作。（注：Fray Bernardino de Sahagún,Florentine Codex:General History of the Things of New Spain（Book 8.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Charles E.Dibble and Arthur J.O.Anderson.Monographs of the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No.14,Part X.Santa Fe,New Mexico: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1954），pp.61-62;J.Rounds,Dynastic Succession and the Centralizationof Power in Tenochtitlan,in George A.Collier,Renato I.Rosaldo,and John D.Wirth,eds.,The Inca and Aztec States:1400-1800,p.75.）这个会议瓦伦特称作“部落会议”。（注：瓦伦特：《阿兹特克文明》，第128-129页。）这种选举方式自然也对王权本身有限制作用。朗兹（J.Rouds）认为，这种选举方式暗示着，选举人也有罢免当选国王之权。（注：J.Rounds,Dynastic Succession and theCentralization of Power in Tenochtitlan,in George A.Collier,Renato I.Rosaldo,and John D.Wirth,eds.,The Inca and AztecStates:1400-1800,p.75.摩尔根也谈到这一点。《古代社会》，第209-210页。）瓦伦特甚至认为，“一个聪明的具有广泛职能的部落会议”，可以使“领袖”成为自己的傀儡。（注：瓦伦特：《阿兹特克文明》，第1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