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而言，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依赖于两个方面社会心理与思潮基础：其一，20世纪60、70年代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是资本主义进取精神和工业革命的后果的直接指引下取得进步的。”[3]（p294）在英国资产阶级社会里，随着资产阶级经济地位的加强与巩固，他们在精神文化层面的需求也随之变化，表现在历史学方面，传统的英国保守主义史学已不符合时代发展需要，一定程度上，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时代主张迎合了当时普遍的阶级心理和社会需求。其二，当人类进入20世纪中期时候，在经历过两次灾难深重与令人伤感无限的战争之后，英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社会心理一样普遍受到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领域里令人震撼的观念冲击。这既改变了英国也消解了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盲目乐观情绪，现实的社会心理则促使诸如史学家那样肩负着社会责任和赋有现实使命感的学者去重新思考历史真实与社会现实问题。比如二战期间，汤普森就直接投身于反法西斯战争，亲历意大利战场的硝烟，而战争的经历和体验使他意识到要把“民众斗争”和“政治斗争”有机结合起来，“永远不会在感情上把自己和欧洲人民及英国人民隔离开来”。[4]（p10）其他有过类似不平凡的人生经历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日后都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下层社会集团和群体的历史活动为着眼点，对历史与社会现实进行深刻审视，可以说战乱时期的情感体验和社会心理对其影响至深。
    因此，如果说一个时代的社会思想和社会思潮（包括史学思想与思潮）归根到底是同时代社会存在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反映和折射，那么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史学思想则无不从根本上来源于那个时代和社会，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所关注的英国乃至欧洲具有时代特征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思潮的某些重要方面。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诠释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过程，就是不断把自己的研究领域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起来，并使它不断容纳甚至融合于西方史学主流思潮的过程。
    其次，经典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浸润和影响
    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出现，与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普遍出现的在思想反思基础上崇尚与研究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心理和热潮紧密相关。而西方学术界，不管是政治、哲学界还是史学界，此期所以出现这股热潮，在西方知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伦敦大学政治理论教授戴维·麦克莱伦看来，主要有三个缘由：一是马克思早期著作大量被翻译成英语从而得到广泛传播；二是20世纪50、60年代马克思的著作出版都是以黑格尔当时的强烈影响及其在英语世界的复兴为前提；三是1956年苏联共产党内部对斯大林及斯大林主义的公开抨击引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分裂，以及随后出现的马克思主义世界的多元化趋势。[5]此说极具代表性和说服力。
    从思潮方向认同上说，该学派的发展还得益于自身的内动力，即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的自我反思与生命力的延伸。众所周知，唯物史观的诞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史学随之产生。不过，西方的整个19世纪虽然被称为历史学和历史学家的世纪，但马克思主义史学远未达到职业化要求；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与传播仅限于西欧和东欧少数政治家或政治活动家与理论家特定人群间，其研究历史和撰写历史著作的意图更直接地是服务于所从事的政治活动和政治宣传，是“把历史著作当作阶级斗争的战略工具”。[6]（p137）总体而言，西欧各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专业化和职业化还远没有实现。
    进入20世纪以来，特别是20、30年代前后，马克思主义史学步入正轨与职业化行列。“在西方国家以及日本，用传统方法训练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开始进入大学，从事历史研究，那里的历史专业反映了多种多样的意识形态和方法论立场”。[6]（p147-148）史学分析手段略显多样。然而50、60年代，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条化和庸俗化，前苏联和东欧以及西欧部分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长期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和僵死主义态度，几乎导致马克思主义史学生命力枯竭。尤其是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马克思主义史学陷入空前信任和信仰危机，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产生了恶劣影响。西方学者痛心疾首地写道：“千篇一律的演说，原地踏步的研究（受意识形态影响较小的考古学等部门除外），繁琐地、矫揉造作地玩弄概念……最糟糕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采取了鹦鹉学舌的态度，因而走向反面，有意无意抛弃了历史唯物主义”。[7]（p25-26）史学思想已相当僵化，不但马克思主义史学受到冷嘲热讽，而且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也遭受猛烈批判。
    在如此政治层级和局面下，1956年前，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虽然已经产生并有所发展，但战后这段时期里，也受到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越发尖锐的攻击。1936年K.波普尔首先发难，矛头直指马克思主义历史观，随后F.A.海耶克、T.S.阿什顿、J.D.钱伯斯、R.M.哈特维尔、H.珀金和P.拉斯莱斯等一大批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著文立论，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典作家的历史观以及对以这种历史观为指导从事的历史研究进行了全盘否定。[8]（p18-19）面对严峻的形势，历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弊病进行了深度反思，从多元文化的角度和跨学科的视界，在历史研究中尽量吸收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社会人种学和其它社会科学的理论或概念，批判地吸收其它学科的研究成果，扩大自己的研究领域。这样，既丰富了史学的分析手段，也丰富了自身的史学思想，激活与延伸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生命力。
    二西方新学术潮流与马克思主义史学
    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前，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之间的关系总体上是相互隔绝和排斥，那么60年代以后，当西方学术界经历了激进左派知识分子思想反思和政治运动之后，随着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日益摆脱僵化和教条主义的束缚和羁绊，马克思主义史学重新获得了生机，马克思主义史学职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步伐迅速加快，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之间的关系也由对抗走向对话。“两支巨流贯穿在当今的历史编纂学中。一支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另一支是那些为之感到自豪的人所说的‘新史学’。”[7]（p25）西方新史学（包括其它形形色色的西方非主流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间日渐构成一种相互影响和促进的错综复杂的互动机制。“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对战后世界史学产生重大影响的有两种史学力量，一种是现当代的西方资产阶级新史学，另一种是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两股力量的冲突与交汇及其所激起的回响，是当代国际史学颇为令人瞩目的文化景观。”[9]（p310-311）在英国史学界，这种关系表现在西方新史学潮流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关联互动的层面上，后者在此互动机制中也逐渐成就了自身的国际史学地位。西方新学术潮流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间的交互作用和相互影响，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形成、史学思想产生与发展以及学术创新的难得而重要的学术环境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