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当代西方新史学思潮的研究取向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渊源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影响至深
    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史学思想或理论体系的产生与发展还具有深刻的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学术背景和人文社会科学渊源，这也是整个西方新史学诞生的前提条件。正如巴勒克拉夫所指出的，1955年前后西方出现的“新历史学”的动力主要来自社会科学。[10]（p70）可以认为，没有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方法的刺激，就不会产生西方新史学。[11]对英国史学而言，“1920年代开始，并从此后，越来越多的英国史学家从社会科学那里借用研究主题、提问方式、概念观点、技术和方法以及理论。社会史学家们也同样借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经济史学家们借鉴后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历史人口统计学家们借鉴分析人口统计学，而历史地理学家们借鉴地理学东西。……遵循社会科学战线的英国史学家们的思想目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其它科学发展的支配，而这些学科的发展又是对这些学科的需要、社会和前景的反应。”[12]（p196-197）作为深受西方新学术趋势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史学影响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其史学理念与史学观念也势必在渊源上呈现如此特征。反之，马克思主义史学本身也促进了当代西方社会人文科学的历史化趋势和发展。
    西方新史学的出现或汇集成一股潮流经历了漫长的时期，它建立在对自19世纪产生的以德国兰克及其弟子发其端的客观主义史学的批判与反思基础之上。这种传统史学对历史的诠释是建立在史学认识的主客体关系二元对立与分离的基础上，正如学者所论，“他们的领域不是价值的领域，而是事实的领域，不是判断的领域，而是证明的领域。他们只需要按照事物实际发生的样子来进行描述。”[13]（p107）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史学界，普遍“都开始对19世纪晚期的历史科学提出质疑”。[6]（p29）传统科学历史观面临全面危机。P.伯克就说，“19世纪末，一些专业历史学家对新兰克学派越来越不满。卡尔·兰普雷希特是其中声音最响亮的一个，他斥责德国的正统史学过于偏重政治史和伟人，并呼唤一种从其他学科汲取概念的‘集体历史。’”[14]（p16）20世纪前半期，新史学的兴起与发展过程就是对19世纪以来传统史学的反拨与矫正，其结果，西方史学由传统的政治史、军事史向经济史、社会史发生着全面转变。这首先表现在德国社会史思潮的兴起，法国社会史思潮的推波助澜，随后美国社会史思潮的方兴未艾。传统史学的衰退，西方新史学的经济史、社会史研究价值取向，成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与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外在催动力。
    如此看来，在五色眩目和流动斑斓的西方学术流派中，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与不少流派有着多种多样的关联和叠交。伊格尔斯认为，马克思作为历史学家，他的研究方法与史学理论实质上为新史学所提倡，马克思主义史学既注重历史发展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又不忽视文化传统与社会价值和个人品格等社会心理文化因素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反馈作用与影响。[6]（p139-146）20世纪以来西方新史学思潮的理论与方法，可在19世纪马克思主义史学中找到渊源。勒高夫就认为，马克思在许多方面是新史学的大师。[15]（p35）在某种程度上，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既是西方新史学大潮中的别具生命力的史学流派，又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西方新史学从长期对抗走向持久对话交流过程中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别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
    其次，西方新史学的年鉴学派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交叉互动
    巴勒克拉夫指出：“在英国，只要随便提到几个历史学家的名字，如鲁德、霍布斯鲍姆、拉斯勒特和汤普森，从他们的著作中可明显看到年鉴学派的影响。”[10]（p62）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无不是社会史的著名实践家，他们从年鉴派和强有力地渗入西方许多大学的马克思主义中得到启示。”[13]（p113）另一位英国著名史学家凯思·托玛斯博士也强调，英国当代史学主要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强烈影响，一是英国的社会人类学传统，一是法国年鉴学派。[16]（p51）这恰能说明，在政治史和军事史迈向经济史和社会史转变的过程中，作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重要内涵的英国新社会史学实际上深受法国新社会史学或干脆说是年鉴派史学影响，当然这种影响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内部是有区别的。典型如，与汤普森自始至终基本上坚持人本主义的社会史本体论、方法论和认识论不尽相同，霍布斯鲍姆也推崇与接受年鉴派的社会史价值观念与价值体系，即年鉴派的结构主义社会史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17]（p91）
    譬如，霍布斯鲍姆深受年鉴派史学思想的影响，坦然承认从中获益匪浅，尤其深受该学派第二代领袖布罗代尔的总体史思想的启发和影响。他对布罗代尔的推崇与认同程度，从1949年布罗代尔成名作《地中海与菲力浦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两卷本）问世时他发表的一篇充满热情洋溢之辞的学术书评所流露的态度可见一斑。就布罗代尔史学巨著及所体现的“总体史”思想和“长时段”理论方法来说，霍布斯鲍姆认为他据此开创了一个史学研究的新时代，“如果哪位历史学家读到这本书却没有被激发出新的观点和新的创造性研究，那么他就没有权利从事他的历史职业。”[18]（p173-174）就此而言，他认为，布罗代尔的史学理论与方法已然影响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英国历史学家的史学研究领域和史观价值取向。1978年，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纽约州立大学成立了“费尔南德·布罗代尔研究中心”，并组织了一次讨论布罗代尔和《年鉴：经济、社会和文明》刊物的有国际影响的学术纪念会，霍布斯鲍姆为此专门著文补充说明年鉴学派史学传统在英国的接纳状况，评论法国史学特别是布罗代尔史学在英国的影响。[19]（p178-185）2000年，在回答意大利记者“职业选择”问题时，他特别强调三种因素的熏陶：其一是马克思的著作及其思想的影响，尤其是从马克思那里认识到历史是理解世界的工具，而历史研究可以依据结构与模式，从总体上观察与分析人类社会长期演变的过程；其二是战后10余年共产主义史家小组的史学研究训练；其三就是来自与其它国家史学家们的论争，特别是年鉴学派的影响。[20]（p7-8）
    在承认受惠于年鉴学派的同时，霍布斯鲍姆更强调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与年鉴学派之间的互动关系：“始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至少直到知识分子朦胧地开始规划历史学前景的时候，作为研究过去的历史学科才开始汇集而不再相互隔绝。法国年鉴学派和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经常关注着同样的课题。虽然学派性质不同，它们各自最杰出倡导者的政纲也远非一致，但每一派都理解对方从事着的类似的历史科研主题。”[19]（px）比如，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西方新社会史学（主张从大众日常生活着眼的社会史学）与从属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英国新社会史学（提倡“自下而上”的历史）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互影响和互相交融的关系，这种关系成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成长与发展的内在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