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是观之，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本身就是在与西方新史学的直接交流与对话中，借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概念、方法与理论模式，找到自己发展的生长点与突破口，而非亦步亦趋地步新学术思潮后尘。战后的西方史学界，无论是资产阶级新史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方法，其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影响的交叉关系。“马克思主义者把一种强有力的融会贯通的体系引入了历史学。……无论我们采取何种历史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于我们认识历史仍然是一种强大的力量。”[21]（p393）诸如法国的“年鉴学派”、美国的“新左派”和日本的“进步史学派”等等，在方法论上，不同程度地无不受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反观新史学的史学研究方法和观念体系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冲击，也必然使得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革新获得合理成分，促进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与完善。作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霍布斯鲍姆等人的史学理论与实践自然也不可避免地与西方新史学发展大势紧密相联。
    三英国社会政治变革和学术文化传统
    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当时英国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变迁和文化观念变化在史学领域的学术结晶，也是马克思主义诞生一个多世纪后，英国部分历史学家对于以英国为基点的欧洲资本主义历史重构与现实思考的产物。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力图在对历史与现实的思考过程中，丰富和发展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相反，国内社会政治变革与学术文化背景自然又促进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与水平的提升。
    首先，国内社会发展和政治变革的影响
    二战前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是以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和政治运动迅速的发展为基础的。其一，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滋生于英国20世纪30年代的共产主义政治运动与文化运动的社会环境之中，特别是人民阵线的政治立场与活动，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倾向史学家的成长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二，英国拥有众多学术地位崇高并与非马克思主义专业史家相互辩论和相互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这同英国共产党的成立与党内学术组织--共产党史家小组的形成和活动关系极大。
    在一战后国际形势的刺激与国际共运的影响下，1920年，英国共产党成立。麦克莱伦认为，与欧陆其它共产党不同，英国共产党的形成并不是多数派社会民主政党分裂的结果，其群体基础较薄弱，它不得不与劳工党联盟却遭到政治上的冷落，因此共产党对劳工党表现出一种矛盾心态--既俨然以劳工党中左派力量身份追随以莫斯科为核心的国际共运联合阵线以壮大自身的力量，又指责劳工党是背叛工人阶级利益的改良主义政党，结果整个1930年代共产党在政治上没有取得什么进展。[22]（p338-339）后来，共产党颠覆第二国际后期灾难性的“阶级对抗”的主张，建立了一个广泛的包括所有进步人士在内的反法西斯主义人民阵线。当时人民阵线名义上直接受共产党组织领导，实际上由劳工党操纵。但是共产党建立的意义和贡献不容否认，“虽然英国一直没有形成一个广泛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运动，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在于它为英国传统知识分子兴趣集中的三个领域--文学、历史学和经济学--提供了理论指导。”[22]（p339）后来，霍布斯鲍姆就多次坦言，“我们这一代人之所以变成马克思主义者，是因为三十年代的危机和反法西斯斗争。”[23]（p64）从长远来看，共产党的活动为后来英国历史上的新左派运动奠定了基础，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政治倾向也造成了积极影响，新左派运动至少导致了对英国史学的一种创造性再反思能力。
    共产党成立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直接领导了历史学研究，瞬间，在它的旗帜下聚集了一批人数颇多、初具共产主义思想倾向的史学家。表现在1946年，成立了共产党史家小组或称史学家小组。1946年到1956年这段时期，史学家小组及其成员的历史活动，对于训练与奠定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历史研究方向与技巧及史学理论功底，有十分重要意义：第一，它为马克思主义史家提供了在相同的学术领域里讨论基本的历史问题的机会与场景。他们自己就承认，“争论和批评使我们提高了个人写作和自我教育的质量，而更重要的是，它有助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出自己真正的创造性的贡献。”[24]（p541）第二，历史学家小组的活动又使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发挥着独特的“政治功用”。[24]（p542）这段生活与学习经历成为他们关于共产主义思想自我教育和训练历史研究技能的实践尝试。霍布斯鲍姆最好地总结了这种经验，他说“物质的朴质、智性的兴奋、政治的热情和友谊，或许这是经历了那些动荡年代的幸存者最美好的回忆……专业上我们共同探讨大量的未知领域。”[25]（p25-26）从社会政治变革与学派形成的维度上说，参加史家小组活动是这些历史学家知识增长和理论构成的重要源泉，初步奠定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学术基础，确立了其史学思想的基本走向。
    无庸讳言，“史学家小组及其史著都是当时政治气候的产物，小组的形成与发展既受到人民阵线精神的良性影响，又经受着冷战环境造成的严重危机或困难的干扰。”[26]（p15）1956年后，国际形势风云变幻，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秘密报告引起的震荡以及苏军入侵匈牙利事件等等，既使得英国共产党在组织和思想上受到严重冲击，也引发了国际共运思想体系与组织机构摇摇不定的马太效应。90年代初，帕尔默说道：“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与政治信仰总是受到攻击。它没有固定的学术机构，在大学中不占据受人仰慕的地位。恰恰相反，直至相当近期，马克思主义甚至无容身之地。就是在后来较为容忍的氛围中，马克思主义者也深知他们为自己的政治倾向在不同程度上付出了代价。”[27]（p327）在整个冷战期间，尽管他们的职业目标是建立一种进步史家之间的联合体，但于那种环境中，无论政治活动还是学术活动，行动起来总得格外谨慎。在错综复杂和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下，“在英国，虽然冷战从来没有像它的美国同伴那样达到一种歇斯底里的狂乱地步，但共产党组织同样被冷战强加的‘红色诱惑’罪名和‘黑名单’所践踏。”[28]（p1-31）除了进行深刻反省外，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中的许多著名史学家与社会活动家纷纷脱离共产党组织。1956年后，虽然霍布斯鲍姆那样的史学家依然留在党内，但是这种政治经历对其史学研究和理论构想的发展却不无影响。[29]（p235-261）为了摆脱教条式庸俗马克思主义的束缚，他们试图对马克思主义做出全新理解与诠释，既丰富自己的史学思想，也由此显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勃发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