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英国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环境和学术文化背景机制的保障
    就国内学术文化背景而言，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最早不但受到20世纪早期激进-自由主义历史学家的影响，它还扎根于30年代到50年代以老一辈马克思主义者为首的共产党史学小组的创作活动之中，在此基础上，它才逐渐兴起。
    虽然马克思曾长期在英国生活与活动过，但马克思主义对英国历史学界的直接影响却同其对整个西方史学界的影响一样，仅始于一战之后。“直到1918年--而且事实上在那以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大学历史研究和教学中依然被完全忽视。”[10]（p31-32）30年代的英国，学术与政治一样，经历着一场由激进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思想反思运动，一些学术骨干对英国过去传统的历史文化进行重新发现，而对文化庸俗马克思主义观念则表现出强烈不满。“在共产主义青年之中流行着一种自嘲的说法：共产主义哲学家是维特根斯坦主义者，共产主义经济学家是凯恩斯主义的门徒，共产主义文学学者则是F.R.李维斯的信徒。那么历史学家呢？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据我们所知，当时的剑桥大学或其他任何地方，没有一位历史学家--而且就我们所知诸如马克·布洛赫那样的大学者--能够与作为大师和思想启示者的马克思相匹敌。”[19]（p157）值得指出的是，从30年代直至共产党史家小组成立前，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还没有完全形成，但是，激进的具有共产主义思想倾向的史学工作者们已经通过前辈和两位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著作这座桥梁接触与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著名经济学家、经济史学家莫里斯·多布和经济史学家多纳·托尔。
    作为英国史学界较早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从事研究的史学家，多布在《资本主义发展研究》一书中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方法广泛考察了英国资本主义的起源和早期发展史；[30]受马克思影响的托尔，其主要成就与贡献则在对英国人民民主史的研究，她把人民民主和人民群众反抗资本主义对劳动人民的盘剥及侵害小商品生产者利益的斗争结合起来考察。[31]总体上，他们的研究注重大工业时代前夕英国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政治、文化、社会因素和社会下层阶级生活状况的分析，主要和最重要的问题是有关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和运用阶级斗争的分析方法等问题。多布在这方面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形成起了重大促进作用，“正当许多青年学者接触英国史并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多布起着引导大众的作用……”[32]（p1）因为“史家小组”成立之初，多布的《资本主义发展研究》经常被他们当作重要的著作加以研读，成为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热烈讨论的对象。[33]（p315-316）准确而言，多布的历史观与史学理论方法对后起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产生了直接影响，他在史家小组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和非常具有影响力。[34]（p161）正是多布和托尔的言传身教，年轻的史学爱好者们开始吸纳马克思主义，逐渐走向史学专业化领域。
    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早期形成过程中，其成员还深受老一辈激进-自由主义学者创立的英国劳工史研究传统的影响。1930年代前，英国社会史和劳工史领域中较有成就的多是韦伯夫妇、哈蒙德夫妇、科尔夫妇和托尼等非马克思主义学者，其历史研究成果与方法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产生了独特影响。[35]（p29-30）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相当一部分来自19世纪末非马克思主义劳工史学传统，[36]（p136-138）确如霍布斯鲍姆所言：“我们不应试图把自己与托尼等人截然区别开来，而是要坚持那种传统，使这种传统更加明确，把马克思主义史学所指引的那些人们应该去奋斗的方向更明确化。”[37]（p33）自1930年代始，“马克思主义历史解释作为唯一可供选择的普遍性史学解释方法，逐渐取代了旧式自由-激进的辉格派史学解释传统。……马克思主义作为历史研究的一种主要因素，已经广为人知。”[38]（p25）应该说，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劳工史学的结合，成就和发展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四英国传统史学方法论和历史理论渊源
    这里试图说明传统的经验主义与实证主义史学方法论和传统历史理论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影响及基本脉络。
    首先，传统经验主义哲学思潮和实证主义史学方法的熏陶与影响
    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注重历史研究的实践，反对把理论原则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更反对纯理论的历史研究和理性思辨。他们基本上都受到英国传统史学的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影响，推崇经验主义的哲学思潮和研究方法。托马斯谈到当代英国史学时说，“英国史学总的特征是高度经验主义的，不十分关心理论……”[16]（p51）虽然它不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全部特征，却大体说明了事实。
    英国经验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和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发端并盛行于培根和洛克时代。而在英国史学界，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则代代一脉相承，直至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出现，并由此延伸。汤普森和霍布斯鲍姆等人不可避免地继承和采用了这种方法，他们坚信“历史学家是经验的记忆仓库”，[19]（p24）在分析批判的基础上把经验运用于历史唯物主义史学研究实践，来丰富自己的史学体系。国外学者评论霍布斯鲍姆说：“在他精心和精密论证的著作形式中，不但包括关于详细的原始经济形态研究，而且还有大量的比较关系研究和广泛而直接可证实的历史概括，这是一种具有鲜明的典型盎格鲁式马克思主义学派特征的历史解释。”[39]（pix-x）这也是整个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非常注重的传统史学方法，既重视经验主义方法又不忽视理论上的建设，他们在自己的史学著作中，总是不断地参照具体的历史经验性叙述。这点正符合伯克所说，“经验主义者和理论家不是两个老死不相往来的集团，而是一个光谱的两极。”[14]（p206-207）
    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也难免受到实证主义的影响，但往往采取更客观公正的态度。在霍布斯鲍姆看来，虽然从广义上说实证主义思潮作为一股外部力量对19世纪历史学的职业化和史学重构产生过重要影响，但随着20世纪新时代的发展，这股思潮日益显得过时，它再也不能够赢得人们慷慨的崇敬。它对历史学的主要贡献在于适时地把自然科学中的一些概念、方法和研究模式引入并运用到对社会历史的研究领域。然而它在促使历史学领域在效法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研究过程中取得了一些不可忽视的成就的同时，却越发暴露出自身的局限性，对历史学的指导作用日渐陷于困境。[19]（p144）汤普森也谈到解释历史的进程和证实任何解释的问题，认为“‘历史’本身是经验唯一可能的实验场，而我们唯一的经验设备是历史逻辑。……（虽然）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回到这些实验场，或者把我们的条件强加于它，并把这些经验重演。”[40]（p47）他强调，历史研究的过程就是尚待证实的观点、概念或假说同历史的证据或史料之间从不断裂而永无休止的对话过程。历史学家进行历史研究的起点应是历史的实践经验，而不是抽象的理论。汤普森强调历史研究必须从史实出发而不是从理论原则出发的观点，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意愿：“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41]（p74）
    不难看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反对并猛烈抨击传统史学的纯粹“经验实证方法论”，反对传统史家过分借重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反对用抽象概念和法则性的术语来解释一切丰富多彩的历史现象，对19世纪实证主义史学成就大体持保留态度。必须指出，他们并不反对在史学研究中适当运用实证主义方法，但应有着独特的理解和接受标准，“如今没有人会接受单纯的实证主义观点，实证主义认为科学家所观察的是一种存在于他或她自身之外的客观现实，它不会受到观察者先验假设、范式和活动的影响，认为通过运用科学的方法可以发现一种现实的本质特征和规律。那样一种客观的现实存在通常虽然没遭否认，但众所周知，这种客观现实与研究者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假设与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通过多种检验来证实，或至少它可以建立在与观察到的事实相协调一致的基础上。”[42]（p639）正是实证主义方法这种特征，史学家在运用它的时候需要特别小心谨慎，因为史学人文特征毕竟与自然科学非社会因素有着很大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