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的成果并非是繁文缛节式的事实陈述，也不是历史的经院哲学解释，而应是历史艺术性的叙述和历史解释性的思辨两者有机结合。“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涉及社会变革以及它们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社会综合等非常复杂的形式。……历史学既需要一般的理论，同时也需要有单独的实验性分析技巧，诸如对实例及某些统计现象进行系统的比较，比如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或者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比较分析，历史学也必然主要地在一般理论程度上发挥作用。”[42]（p632-633）按照此观点，真正的史学既非繁琐考证也非事实堆砌，而是在事实之上寻求理论分析的突破，以历史哲学的思维与宽阔的眼光，对历史作深刻透彻的理解与分析；论据有可靠资料，理论框架之下有精彩实证研究，把历史的多元涵义和整体观念尽可能再现出来。固然其他许多史学流派与史学家都提倡过这种主张，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强调必须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才能实现这两者真正的结合。
    其次，传统历史理论渊源，表现于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英国传统的“人民历史”观念的影响
    一是传统的非马克思主义“人民历史”观念。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初期，英国涌现了许多有成就的历史学家，其中“牛津学派”约翰·格林的《英国人民简史》及其史学思想与方法对后世史家和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影响至大：“格林在历史编纂学中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后来有不少历史学家仿照他的体例，着重写人民群体的历史。”[43]（p198-202）莫尔顿无疑是后继者中较突出和较早实践人民历史思想的一位史学家。凯伊在论及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传统的形成时写道：“诚如萨缪尔所述，诸如哈蒙德夫妇那样的自由派和激进民主派历史学家与如科尔或托尼那样的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一样，都影响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萨缪尔在分析他们的影响时特别提及‘人民历史’这个词。”[36]（p9）从早期莫尔顿到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无不受到“人民历史”传统学术思想的沐浴和影响。
    二是来自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诸如多纳·托尔基于广义文化史观和阶级斗争史观的普通“人民历史”观念。托尔那部最为经典性代表作《汤姆·曼及其时代》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着力展现“历史不是纸上的文字，不是国王和首相们的活动记载，不仅仅是事件的罗列。历史是普通人民或者说我们的人民的血泪与血汗的悲观史”。在她看来“掌握历史文明的是长满老茧的劳苦大众的粗大手掌，而不是戴着手套的纤细的贵族阶级的指尖”。[36]（p14）如果说非马克思主义“人民史”观念和撰写“人民历史”的优良传统，潜在地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学派提倡“自下而上”的历史学及其写作方法与体例产生了深远影响，（注：萨缪尔对“人民历史”这个术语及英国史学中“人民历史”的史学传统渊源进行了深入分析与论述，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需要“人民历史”提供的理论素养，“人民历史”也因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得到提升。See,Raphael Samuel,People's History and Socialist Theory,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81.ppxv-xxxix.）那么托尔关于“人民历史”的史学观念和实践，则直接鼓舞和影响着年青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随后，希尔、希尔顿以及霍布斯鲍姆等许多史学家学术发展路径多与此种信念紧密相连。
    霍布斯鲍姆是延续这种史学模式的重要史学家。笼统地说，他的学术生涯经历了从劳工社会经济史和农民与社会盗匪等社会运动问题的研究到新社会史研究领域与研究思路的变化：以劳工社会经济史领域的研究为基础，随着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嬗变，探讨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结构变迁下大众群体文化生活机制与社会价值观念体系等基层领域的问题，丰富了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研究资本主义制度运行机制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他追寻西方史学本身发展的轨迹，有时坚守研究阵地，有时又调整研究方向，最后集中关注与探讨整体社会史问题，这也是大多数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学术之旅和心路历程。
    综上所述，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产生的时代条件不但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政治风云和经济变革形势息息相关，更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活跃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广泛传播及其实践蓬勃发展的历史趋势密切关联。20世纪40、50年代起，马克思主义革命与思想运动日渐成为时代潮流。在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历程中，西方社会的知识分子逐渐成为一股重要力量，人数众多的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倾向的史学家作为其重要成员更是毫不犹豫地投入这场运动。当代英国一批新生代历史学家本着马克思主义是解释社会历史与改造现实社会的最好思想武器这个宗旨，从事历史研究。时代政治氛围的缔结和西方学术环境的影响，经典马克思主义和英国传统史学的结合，逐渐造就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通过同当代西方新史学的相互影响与互动，既继承和接受了英国传统史学研究成果与学术经验，从中获取营养和教训及启发，又直接得益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与方法论培养，“是多重影响的产物，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和社会科学结合所做出的独特贡献。”[6]（p191）正是这些因素的相互影响，促进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史学思想与理论体系的繁荣昌盛。
    【参考文献】
    [1]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历史是什么？[M].吴柱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2]陈启能。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3]Normian F.Cantor.The American Century:Varieties of Culture in Modern Times[M].New York,1997.
    [4]Interview with E.P.Thompson[J].Radical History Review,3,Fall 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