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认为，郭老发现殷代存在着那路亚制度，象一盏永不熄灭的天上明灯，照亮了“漆黑一团”的古代社会。这是马克思主义结合殷代的甲骨金石文字、考古实物与古典文献取得胜利的开端，是我国史学革命胜利的开端，也是郭沫若同志在半个世纪以前避地日本研究中国古代史不可磨灭的功勋。
    今年是郭老划时代的巨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六十周年，笔者是郭老所著书的读者。多年以来，爱读《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尤其爱读同书的《自序》、《卜辞中之古代社会》等文章，因这些论著使我了解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真相；不然，对于古代社会不知蒙昧到何时为止。郭老在中国历史科学发展史上是最早的启蒙运动者，笔者是身受其启蒙教育中的一人。值此向四化进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历史大转变时代，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重温《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仍然具有朝气蓬勃，奋发图强之感。谨撰斯文，以志缅怀。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史学界文化界所流行的作品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这些所谓作品曾支配着中国的文化界，而在实质上则是一贯的传统主义的历史观。同时新兴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渐渐传入中国，领先的是李守常同志所写的《史学概论》，这本小书是最早在我国阐述唯物史观的学说，其贡献是不可磨灭的。虽此书在当时尚未压倒传统主义的历史论，而在青年读者中总会有人觉察到研究历史是有两条不同的道路的。又如蔡和森同志写的《社会进化史》，这本书介绍西方研究历史的正确方法，其流行较《史学概论》为广。其不足之处，便是尚未能与新发现的甲骨文字相结合，直至一九二八年，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同志避居日本，才开始着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古代社会实际相结合，那确是迫乎时代的需要而然。
    一九二八--三〇年间，郭老写作与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是适应了时代的需要而发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真相，故以史学革命的雄姿出现在“风雨如晦”的神州大地，给予传统主义历史观以正义而犀利的批判。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是将来书写现代史学史时必须大书特书的。
    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搞白色恐怖统治，祖国各地一片腥风血雨，许多人都容易想到，象中国这样社会究竟是怎么样来又怎么样去的？郭沫若同志首先确认此事应该清查一下中国历史以帮助理解。故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序》中第一句就说：
    对于未来社会的展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
    郭老就在“清算过往社会”中发现了殷代后期在甲骨记录中的原始社会，返观胡适等人所谓“史学”的作品，就不啻痴人说梦，遂提出对传统主义历史观的批判。如郭老在同书的序中说：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中国的新学界上也支配了几年，但那对于中国古代实际情形，几曾摩着了一边际？社会的来源既未认清，思想的发生自无从说起。
    按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曾列为“北京大学丛书第一种”，内容标题即所谓“周代封建制度”，正是标本的传统主义历史观。只要读过那本书的，都会知道丝毫不觉中国社会有什么发展和变迁。当时郭老经过再三考虑，给予坚决的批判说：“西周时代之社会断然非封建制度”。①
    郭老在本书中最大的成就，是运用唯物史观结合殷代的甲骨记录，发现殷代是原始社会，指出中国古代也和希腊罗马一样，经历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诸阶段。进一步批判了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从而捍卫和宣传了马史思主义，在漫漫长夜的黑暗时代，许多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阅读郭老这本巨著，如看到祖国前途的一线光明。同时郭老提出了王国维的《观堂集林》，给中国的史学革命建立了一个转折点；郭老很恰当地对王国维的著作做了初步的评价，从而指出了史学革命的方向。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序》中说：
    王国维一生的学业结晶在他的《观堂集林》和最近所出的名目实远不及《观堂集林》四字冠冕的《海宁王忠慤公遗书》。那书的外观虽然穿的是一件旧式的衣补褂，然而所包含的却是近代的内容。这儿正是一个矛盾。这个矛盾正是王国维先生不能不蹈水而死的一原因。王先生，头脑是现代式的，感情是封建式的。两个时代在他身上激起了强烈的阶级斗争，结果是封建社会把他的身体夺去了。然而他遗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品，那好象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城垒上，烂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