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从新发现的殷墟五号墓的文物结合甲骨文字考证后辛（即妇姘）的史实，论证郭沫若同志在五十多年前的科学结论--殷代是普那路亚为基础的母系中心的部落社会，又得到检验而全部落实。
    第三，我们又从殷代的人殉、人祭的史实作正、反两方面的例征：殷代流行人殉与人祭的野蛮风俗，当时人殉与人祭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在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对于这种吃人的野蛮风俗的认识，史学界颇有分歧。一九五0年四月， 郭老发表《读了〈记殷周殉人之史实〉》一文，认为安阳侯家庄“大规模的殉葬，毫无疑问是提供了殷代是奴隶社会的一份很可宝贵的地下材料”。一九五二年，郭老写《奴隶制时代》一文，重申了上述的观点说：“殷代是奴隶社会”。仿佛郭老自从发现殷代大量的人殉以后，就更为明确地改变自己原来正确的历史观点，即从殷代是普那路亚的母权中心的部落社会一变而为“殷代是奴隶制时代”了。这是值得商榷的。
    以下我们论述殷代的人殉与人祭问题：
    马克思对于野蛮期处理部落战争俘虏的方式划分三个阶段加以论述：“野蛮期第一个时期，俘虏被处以火刑；第二个时期--作为供献神灵的牺牲；第三个时期--转变为奴隶”。（21）按殷代的人殉与人祭，是中国历史上甚至世界历史上最突出、最典型的史实，相当于野蛮时代第二个时期的风俗--即把部落战争的俘虏“作为供献神灵的牺牲”，这与殷代正处于普那路亚制的母权中心的部落社会末期、父系氏族刚刚产生的时代正相符合；显然说明殷代的人殉与人祭是属于野蛮期第二阶段的风俗，并不是处于奴隶占有制时代的风俗。
    再观察殷代的物质生产力十分幼稚，殷人主要使用木、石、蚌、陶以及少量的青铜制造工具从事生产，绝不能容纳和发挥大量的劳动人手进行生产和再生产；所以当殷人处理大量的部落战争俘虏时，只好把他们活活地杀掉，或者吃人肉、或者用以祭祀祖先和神灵、或者当部落酋长死时为了哀悼去世的酋长在生前对部落的功绩而把大量的战俘给他殉葬以为纪念。这些都是毁灭人类的野蛮风尚，这种风尚只能盛行于野蛮时代的殷商社会；到冶铁工具的使用和商品交换发展的春秋中期以后，生产力有显著的发展，人殉与人祭的野蛮风俗遂逐渐废除。但是，这种人殉的野蛮思想，仍然会残留在阶级社会，通过统治阶级从事改头换面的形式；加工做历史悲剧式的重演，仍旧起着死人吃掉活人的野蛮而反动的作用。必须明确，在阶级社会被作为人殉的人，并不一定是部落时代的战俘，而是死者（统治者）的亲信、侍卫或奴仆之流。如《左传·文六》说：“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促行、铖虎为殉，皆国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按子车称氏，各有佳名，诗中又称为“良人”，则被殉者断非奴隶，而可能是死者（秦伯）的亲信。又如一九六九年在山西侯马市乔村发现战国时代奴隶主墓，其中有以铁环锁颈的人殉葬，此被殉者可能是侍候主人的奴隶。（22）再如前几年在北京历史博物馆展出一九七八年在湖北随县挖掘的战国前期曾侯墓，在墓主曾侯的大墓周围有二十一个小棺材，每一个棺材有一位妙龄少女为曾侯殉葬。据考古的同志说：这些少女的年龄大约是十五岁到二十五岁；墓主曾侯大约四十五岁。这些当作人殉的少女可能是曾侯生前的宠妾、歌妓或舞女，她们活活地被关闭在这些小棺材里，陪同曾侯的僵尸渡过暗无天日的长夜。这是文明时代的人殉，也是野蛮时代的人殉思想残留在阶级社会，通过统治阶级从事形形式式的加工，重演野蛮时代用活人殉葬的历史悲剧。
    殷代的“血祭”即人祭，用人类（部落战争俘虏）当作牺牲，在祭祀祖先或神灵时作为祭品。最早见于记录的在殷代的卜辞：
    1、“来庚寅酒，血三羊于妣庚，册伐廿、凶三十、牢三十、牢三、艮三［族名］（通七七九）
    2、“癸未卜，御妣庚、伐廿、三十、三十牢、艮三［族名］”（通七八0）
    3、“□寅，贞三卜，用血三牢、册伐口、三十、牢三十、艮三［族名］，于妣庚。……”（通七八一）
    4、“乙卯卜，贞。乎妇好又于妣癸。”（通、别二）5、“卯二人。册艮二人。册艮一人小牢用。”（通、别一）6、“丁卯卜贞，又于祖乙，宰、（即羌）三人。”（甲二八0九）郭老在《卜辞通篡、考释》说：“艮也，义义同俘，与牢凶并举，乃用人为牲。”按所记妣庚、妣癸，应为已经死去的女酋长，所以有这样特祭。祀先妣用牛，祀先祖用（即羊），可见母性祀典比父性祀典为重，这是母权族社会的反映。
    所载“羌三人”，大意谓羌方三人，羌方是殷代的小部落，曾与殷人发生冲突。这里所载“羌三人”即从羌部落虏掠得来的三个战争俘虏；当时祭祀祖先先用血祭时，用俘虏作为牺牲进行祭祀。这是野蛮期第二个时期把俘虏“作为供献神灵”的确证。野蛮期第二个时期相当于普那路亚母系氏族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