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次，郭老又说：
    “以上四项，一亚血族群婚，二先妣特祭，三帝王称毓，四兄终弟及，均系以母性为中心的氏族社会之现象或其子遗”。⑩在同书《导论》中郭老更总括起来说：“可以断言的是，商代才是中国历史的真正的起点。”按商代始有殷金甲骨文字，故商代是中国有成文史的真正的起头。
    在商代都还只是牲畜盛行的时代，那末商代的社会必然还是一个原始共产制的氏族社会，而且那时候的家庭不明明还是一种普那路亚家庭吗？（11）
    总之，这就是中国自从有成文史以来（指发现甲骨文字以来）始由郭沫若同志运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原理，结合中国古代实际，正确地发现了殷代是中国有成文历史的真正起头，当时是以疏血族婚为基础的母系中心的部落社会。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也是《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全书精华所在。只以这部著作中尚有一些未尽与失察之处，以致影响了其他方面的论述；惟其对于殷代历史阶段的发现，则已成正确的不可移易的铁案，这是郭沫若同志为党为人民研究古代史的卓著业绩。
    郭老发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以后，震动中外的学术界，当时史学界发生不少的争论，或以为中国古代空白了奴隶占有制，从原始社会直接向封建社会过渡；或以为夏代和夏代以前是原始社会，商代是奴隶社会，西周封建社会；或以为“商代封建制度，已同于周”，等等，众说纷纭、茛莠并茂。到一九四一年，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做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庄严报告，指出“对于中国今天面目若明若暗。……对于中国昨天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12）对于史学界，一方面给予严肃的批评；另方面号召研究历史的同志要搞史学革命。
    从抗战胜利到解放战争胜利，史学界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结合历史实际，对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在史学的园地出现过前所未有的百花争妍的满园春色。
    史学界对于中国历史是颇有争论的，主要不是对现代史，而是对近代史以上，越是以前争论越多，只是夏商周三代的问题，到现在仍然争论未已。据说中外的史学界对于古代社会的分期有十几种不同的观点，但归纳起来可能至少有三种：一是殷周为部落社会或氏族社会，战国秦汉为奴隶社会；二是殷周为奴隶社会，战国开始封建社会；三是殷代为奴隶社会，西周开始封建社会。笔者受郭老《卜辞中之古代社会》等著作的启发倾向于第一种观点。正如郭老所说：“商代是母系中心社会，亚血族群婚”。“有周一代是青铜器的极盛期。”（13）“母权与父权之交替即当在殷周之际，亚血族群婚之古习大约入周以后始逐渐废除。”（14）至一九五三年，郭老又说：“中国的古代社会，在春秋以前……实质上只是一些大小氏族集团（所谓“万邦”）……”。（15）这都说明殷周时代是部落社会的特征；中国奴隶占有制社会诞生于铁器的使用与铸币起源的时代，故奴隶占有制开始于春秋战国之际，发展于秦汉时代。数以万计的卜辞与几千片殷周金文可能全是部落社会的实录，周秦思潮大多是奴隶占有制的上层建筑。
    郭老发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笔者对郭老的某些说法虽有不同的意见，惟独对商代是普那路亚为基础的母权中心的部落社会这一点，始终认为是前无古人的卓越之见，这个科学的结论曾渡过漫长的岁月，尽管有的学者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认识它或置之不理，笔者从甲骨殷金、考古实物以至文献记载各方面加以论证，认为它是经得起长期检验的不可移易的客观真理。
    首先，我们从甲骨和殷金中略举两项记录作正面的例证：
    卜辞有一片记载：妣庚、妣已、南庚、甲（前一四三）。这是两先妣姊妹与两先祖兄弟互为配偶。她们和他们是生存在盤庚的上代，此当时当地的实录，以证明当时殷人普那路亚关系。表列如次：
    ［横线--表示继统；两竖线││表示配偶。此表参考郭沫若《卜辞通纂、世系》而略加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