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老提出他研究历史的新观点，首先在方法上要从历史实际出发，一定要掌握第一手历史资料，如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就要掌握新发现的龟兽骨文字及当时当地的古物。如他在本书的《序》中说：
    大抵在目前欲论中国的古学，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我们是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其出发点了。
    郭老严厉批判脱离殷周社会实际的传统主义历史观。他在同书《卜辞中之古代社会》中说：
    谓中国之旧学自甲骨之出而另辟一新纪元，自有罗王二氏考释甲骨之业而另辟一新纪元，决非过论。言“整理国故”，言“批判国故”，而不知甲骨文之学者，盲人摩象之流而已。②
    郭老又提出要“整理”所谓“国故”，只有依从新兴的马史思主义的历史科学才能取得正确的认识，否则必然如堕烟海。他在同书的《序》中说：
    谈“国故”的夫子们哟！你们除饱读戴东原、王念孙、章学诚之外，也应该要知道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书，没有唯物辩证论的观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轻谈。
    郭老在此进一步批判传统主义历史观说，所有关于中国史的纪录，无论文献或古物，都不外是人类历史的产物，那都属于历史科学的范畴，生存在现代的人要在科学之外谈“国故”，而科学是不容许你乱说的。并且明确指出，研究任何历史问题，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历史实际相结合。从而捍卫和宣传了马克思主义，鼓励广大的中国人民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信仰。
    郭沫若同志批判传统主义最力的是在《周金中的社会史观》一篇中。他说：
    周金中无井田制的痕迹。论理所谓‘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由，八家皆私百亩’（《孟子·滕文公·上》）的办法，这要施诸实际是不可能的。……周金中有不少的锡土田或者以土田为赔偿抵债的记录，我们在这里面却找不出有井田制的丝毫痕迹。③
    按周金确无“井田”的记载，惟周金有“耤田”的记录（见成王时《令鼎》厉王时的《毁》耤田是井田的谐声，故后起的文献有井田记载，亦有耤田记录，故耤、井音近相假。而耤田（或井田）即耦耕，从金文耤字的形态考察甚明。耦耕是两人一组从事农业生产，故耤田或井田是用人力操作的耕作方式，并非阶级社会的土地制度。以证郭老在此否定《孟子·滕文公》所说的井田制，引以批判传统主义的历史观，是经得起考古实物周金与古文献等等多方面的检验的。至于后来的郭老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中所说的井田制，与《孟子》所说的井田制是不同的，当另文论述。
    郭沫若同志对传统主义历史观的批判，经过五十余年各方面的检验，完全是正确的。由于郭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历史，于是发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真相，而写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现在我们将所发现的古代社会真相叙述于后。
    第一，关于殷周物质生产力的发现。他在同书《卜辞中之古代社会》中对于殷代生产力水平的估计说：
    一方面青铜器虽已发达，而另一方面则石器骨器尚盛见使用。
    《殷虚古器物图录》中之各种石骨器即其铁证。而且尤可注意者则殷虚中荒铁器出现。由此种种证据，可断然作一结论，便是殷虚时代还是考古学上所说的“金石并用时代”。④
    郭老在这里用了极审慎的辩识，才做此判断，而这判断经过五十余年考古运动的检验，基本上是正确的。同时这一判断也就成为中国新史学的新纪元。以后郭老在《青铜时代》改称“殷代已经是青铜时代”。按殷代的青铜器发展于武丁以后，殷代前期青铜器甚少，而整个殷代的物质生产力仍以石、木骨器为主，故殷代应订为新石器向青铜器过渡的时代。郭老在甲骨记录中考查商代生产情况说：
    卜辞中记田猎的事项极多。罗（指罗振玉--引者按）辑卜辞一一六九条，分作祭祀、卜告、卜享、出入、渔猎、征伐、卜年、风雨、杂卜等九项。除五三八条的祭祀占最大多数外，一九七条的渔猎占次多数。这很可以知道当时的一个大概情况。……一九七条的渔猎中有一八六条是田猎，一一条是渔。在这一八六条的田猎当中每次差不多都书明了“王”，而且当王亲自出马时，还每每书明着“御”的字样。田猎时已在用车马，这是可以断言的。⑤按罗振玉的分类原不甚精确，其实一一六九条卜辞最大多数是以狩猎为中心，可看到最大多数的祭祀都是用狩猎生产品的牛羊豕犬作祭品，而还不见周代使用农产品的“粢盛”。关于殷代的农业生产仅在卜年中或在殷金的图腾中可见，显然不是主要的生产部门，况其中还有关于渔猎的卜年与大量以渔猎作图腾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