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侵略”论是1949年以来中国史学界诠释和评估近代西方在华文化和教育事业，特别是传教士在华活动的主要范式。“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理论则是60年代以来西方激进学者分析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与第三世界国家文化关系的基本范式，并作为后殖民批评的主要话语之一被借用来分析近代传教士在华活动。两种评价范式有诸多相似之处，均有反抗殖民主义和西方文化霸权的色彩，对中美史学界也各具重要影响。但两种范式产生的社会背景，用以论证的理论基础均有很大不同，对历史的解释也各有优长。学术界虽然对这两种范式多有引用和褒贬，但尚无专文加以详细的研究。本文试图通过对历史事实的考察，借用解释学理论辨析两种范式的源流、含义、基本主张的合理性和局限性，并尝试为正确评估近代传教士在华活动提供一个新的思路。鉴于本论题所涉领域的广泛性以及为研究问题的便利，本文主要以美国传教士在华活动为考察对象。
    一“文化侵略”说的源流和内涵
    “文化侵略”说一度曾是1949年以来中国史学界评价中西文化关系，特别是近代基督教在华传教运动的惟一范式（注：自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学者对近代来华传教士的研究大体经历了从“文化侵略”范式到“现代化”范式的转变。现代化范式反对文化侵略范式单纯从政治角度诠释传教士活动的意义，也不大关注传教士的布道活动及其宣教功能，而主要从宗教与社会关系的视角，借用现代化理论分析近代来华传教士在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社会演变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侧重考察传教士的社会文化与教育活动，于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社会的贡献多有肯定。文化侵略范式的主要代表著作是顾长声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现代化范式的主要代表著作是王立新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近年来，越来越多学者感到用“文化侵略”来概括传教士在华活动和近代中西文化关系的全部内容失之偏颇，试图对这一解释模式进行修正。有学者认为，文化现象与政治和经济现象相比有其特殊性，借用主要适用于民族国家之间政治和经济领域的“侵略”一词概括文化现象从根本上就是不适当的。这些观点都有一定道理，均可构成一家之言。但这些说法主要是从文化的角度来理解和批判“文化侵略”说的，实际上与“文化侵略”说的本来含义相去甚远，而且直到今天，学术界还没有从理论上对这一范式正本清源，对其合理性与局限性给予富有说服力的阐释。
    首先要指出的是，文化侵略说倡导者的真正所指并不是今天我们通常所理解和谈论的西方列强摧毁中国传统文化而代之以西方文化的行动和过程，或曰西方文化“侵略”中国文化的现象，而是指西人特别是传教士通过文化活动为西方的政治侵略服务的行为。也就是说，“文化侵略”的含义主要是政治性的，而非文化性的。“文化侵略”说强调的是西人在华文化活动的政治用心和政治后果，而非其文化主张和文化方面的影响。所谓政治后果，是指传教士在华活动起到美化侵略行为、削弱中国人民反侵略精神的作用。在“文化侵略”论者看来，所谓文化活动不过是掩饰政治目的的招牌。“文化侵略”的指控者与1960年代后西方学术界盛行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主张者有根本不同，前者实际上并不在意传教士传播和推广西方文化，传教士并非是因为主张用西方文化改造中国文化而背上“文化侵略”的罪名，因为指控者本身对中国传统文化也殊无好感，实际上，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和早期国共两党中指控传教士从事“文化侵略”的人大多都是激进的反传统主义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甚至比一些传教士还要低（注：作者的这一观点受到香港学者梁家麟的启发。参见梁家麟《西化对传统文化：传教士与“文化侵略”问题》，载林治平编《基督教与中国现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北）宇宙光传播中心出版社，1994年，第708-709页。）。
    明确指控传教士在华活动为“文化侵略”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最初出现在当时的非基督教运动中。这一运动是五四运动直接影响的结果，很多参加非基督教运动的人士本身就是中国文化的激烈批评者，他们认为，传教士来华是整个西方侵华阴谋的一部分，其在华的宣道和文化教育活动不过是对列强侵华的配合。1924年，非基督教同盟发表宣言，提出他们反对基督教的原因是因为基督教被用来“麻醉被征服的殖民地之民众”，使其对列强“永远感恩戴德，不思反抗”，其结果是“破坏中国的民族觉悟与爱国心”（注：张钦士编《国内近十年来之宗教思潮》，燕京华文学校，1927年，第377-378页。）。当时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编辑的《不平等条约研究集》曾这样列举传教士从事文化侵略的罪状：“基督教是帝国主义的先锋，他到一个弱小民族地方去宣传，有两个目的。第一是和平地宣传‘无抵抗主义’，即圣经上所谓‘有人打你这边脸，你连那边都让他打’。他们传播这种思想的用意，简单说起来，就是使他们的政治侵略经济侵略减少阻力……基督教宣传的第二个目的，在惹起次殖民地人民的反感，藉端起衅，替炮舰政策作护符”（注：中国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宣传部编《不平等条约研究集》，上海《民国日报》社，1929年，第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