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化帝国主义”论的源流和内涵
       （注：在美国有关近代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的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分析框架是费正清的“传统与现代”（tradition and modernity）范式。该范式以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为中心，主要关注传教运动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影响和中国社会对传教运动的反应，过于强调传教士在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过程中的“促变”作用。柯文（Paul A.Cohen）为《剑桥中国晚清史》撰写的“1900年以前的基督教传教运动及其影响”一章可谓这一范式的代表。近年来，在柯文倡导的“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的影响下，在华传教史研究出现了“范式转移”，开始强调以中国为中心，从重视传教士的影响变为探讨传教运动与中国社会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从主要关注西方传教士转向关注中国基督徒和中国基督教本身的演变，从过去较单一的社会文化取向发展为更广阔的多维视野，从较宏观的描述性研究转向具体事件和具体人物的微观分析。代表作是Daniel H.Bays,Christianity in China: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如果说中国盛行的“文化侵略”说主要是从政治角度声讨传教士，并没有抓住问题的核心的话，西方学界的“文化帝国主义”论则触到了传教问题的实质，即从文化层面探讨传教运动的功过是非，不仅关注传教运动的政治影响，而且更重视分析其文化后果。
    “文化帝国主义”论最初是对当代西方大国通过文化输出谋求对不发达国家的文化控制和文化霸权的一种批判。其思想起源于1960年代西方社会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激进知识分子对战后西方文化的全面反思。他们认为，自二战以来，西方大国主要是美国以高技术为手段，以消费主义为特征，以大批量生产的文化工业品为载体，并通过大众传媒向世界其他地区广泛传播西方文化，其目的是为了对接受国进行文化和意识形态控制。这种控制是在殖民主义受到极大冲击的后殖民时代，西方控制第三世界的新形式。研究经济发展问题的拉美学者则提出依附理论，该理论最初虽然只限于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但后来被一些学者引申到文化领域，提出文化和意识形态依附的概念（注：Evelina Dagnino,Cultural and Ideology Dependence:Building a Theoretical Framework.In Krishna Kumar（ed.），Transnational Enterprises:Their Impact on Third World Societies and Cultures.Boulder,Colo.,1980,pp.297-322.）。差不多与此同时，在60年代学生造反和反战运动中崛起的美国新左派史学家开始了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全面批判，威廉·威廉斯等人提出美国对外政策的本质是一种政治和经济帝国主义，追求的不是以领土掠夺和殖民征服为目标的传统殖民帝国，而是对其他国家进行经济和文化控制的“非正式帝国”（informal empire）（注：William A.Williams,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Cleveland,1959,p.47.）。这些思想都为“文化帝国主义”论的提出提供了理论资源。大体从60年代中后期开始，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公众话语中都逐渐出现“文化帝国主义”的概念，用以说明和解释西方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文化关系以及批判美国的文化输出政策，并成为后殖民批评的主要理论之一（注："Cultural imperialism"一词最早出现在何时已很难考证，60年代以前已有人使用该词，但作为一种论说和学术理论，一般认为是60年代才出现的。1977年的《哈泼现代思想辞典》开始收录该词。参见Jessica C.E.Gienow-Hecht,Shame on US?Academics,Cultural Transfer,and the Cold War-A Critical Review.Diplomatic History,vol.24,no.3（Summer,2000），p.472;Alan Bullock and Olive Stallybrass（eds.），The Harper Dictionary of Modern Thought.New York,1977,p.303;Claude-Jean Bertrand,American Cultural Imperialism-A Myth?American Studies International,vol.25,no.1（April 1987）。）。
    那么，究竟什么是“文化帝国主义”呢？迄今为止，学术界还没有一个公认的精确定义。就长期遭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的中国而言，帝国主义是一个不论学者还是公众都耳熟能详的词语，其含义主要来自霍布森（J·A·Hobson）和列宁对帝国主义的经典论述。60年代兴起的文化帝国主义概念与列宁的理论颇有不同。1988年的《丰塔纳现代思想辞典》是这样定义的：“文化帝国主义可以被认为运用经济和政治的力量，以牺牲本土文化为代价，宣扬和传播外来文化的价值观和习惯。”（注：Alan Bullock and Olive Stallybrass （eds.），The Fontana Dictionary of Modern Thought.London,1988,p.414.）这一定义虽然也承认西方对外文化活动对经济掠夺和政治支配的辅助作用，但更多情况下指涉的是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文化上的控制与依附关系，强调的是西方国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控制以及所产生的文化后果，包括削弱东方国家的本土文化，重塑其人民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以及改变其文化认同等等（注：Arthur Schlesinger,Jr.,Missionary Enterprise and Theories of Imperialism.John K.Fairbank,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p.364.）。
    “文化帝国主义”不是哪一个学派的理论，不同学科的学者在不同的话语背景下都在使用这一概念，用以说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势文化的扩张性和破坏性。而“文化”这一前缀更多是等同于整个生活方式（way of life），而非狭义上的符号系统。英国学者汤林森（John Tomlinson）认为主要有4种“文化帝国主义”话语，或者说不同学者主要在以下4种语境下谈论和使用“文化帝国主义”这一概念：一是指媒介帝国主义（media imperialism），即西方利用媒体霸权，通过大量输出西方文化产品，把西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强加给他国；二是把“文化帝国主义”作为一种民族主义话语，指称西方大国把西方文化强加给不发达国家，从而破坏了这些国家独特的文化传统，削弱了其对本土文化的认同；三是指涉美国消费资本主义的扩张及其对全球的主宰，从而导致全球文化的同质化（homogenization）；四是对现代性的批判（critique of modernity），意指西方把技术、科学和理性主宰的意识形态、大众文化、城市化和民族国家等现代性当做全球文化发展的方向和惟一模式强加给整个世界，现代性的强力扩张就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注：参见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冯建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章；J.Gienow-Hecht,Shame on US?Diplomatic History,vol.24,no.3,pp.473-477。）。汤林森的分析大体上是全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