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人类文明交往的基础，是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而生产实践活动的前提，是人类的社会交往，即社会关系或联系。
    人类文明交往的基本内容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和生态文明。只讲物质和精神文明，不讲制度文明，是对人类文明由物质生产开始而伴随文化观念进步过程中人和人关系的疏略。只讲物质、精神、制度文明，而不讲生态文明，也就疏忽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综合性和整体性交往关系；其结果便忽视了生态文明系统对人类文明交往的制约作用。
    贯穿于物质、精神、制度和生态文明四大交往的主线，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主体-客体-主体的多种关系和普遍的社会联系。
    物质交往，提高了人们富裕文明生活；精神交往，升华了人们思想文明境界；制度交往，推动着人们社会文明规范的完善；而生态文明交往则增进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与统一，保证了社会的持续发展。
    文明交往的形态是以社会经济形态为基础的。史前的原始蒙昧社会，其经济基础是采集渔猎经济，其交往是前文明的原始交往。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看，这一段人类文明的前史基本是长达数百万年积淀的血缘关系史。血缘性是原始交往的主要特点。母系和氏族是交往的主要组织形式。交往范围处于狭小地域的点线空间状态。原始交往遗传给文明交往的许多基因，如家庭、种族等等，它本身虽不在文明交往史的参照系之中，却给文明交往留下了许多印记，影响了不同文明的形成和特征。
    人类文明交往史肇端于农耕畜牧的自然经济初期，这个时期是由血缘关系发展而来的人的地缘关系。地缘性表现在两个先后联系的过程：先是按地区组成的农村公社和畜牧业部落，取代了“包括许多世代的成员”的血缘家庭公社；继而建立起有人口、领土和文化联系的国家。尽管农村公社和畜牧部落作为基层仍存在于社会组织之中而呈封闭、孤立状态，但国家（由邦国而帝国）中的人与人的关系，在相互交往中，却逐步扩大着陆上和海上的交往范围。
    地缘性交往在农耕畜牧的自然经济时期，由原始狭小地域的点线空间交往，发展为区域空间的文明中心之间的面上交往。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之间不同形式的交往特别频繁。交往主体随地缘的扩大而表现为种族、民族、国家乃至宗教共同体，而等级制、宗法制成为关系文明交往的纽带。这是被以后称为“传统文明交往”的一大特征。
    地缘性交往的频繁，使血缘性交往日渐淡化，交往的主体随之强化，以国家、民族、地区为单位的自我中心主义，在交往过程中膨胀起来。自居为天下之中的“中华”以及自古的“华夷之分”，古希腊文明及西方诸国的视其他外族为“蛮族”，称游牧世界为“野蛮世界”，都是自我中心主义的表现。这种表现还同一些大帝国统治者的“世界之主”的霸权意识有关。地跨亚、非两大洲的亚述帝国的君主们，即自称为“王中之王”，甚至自称为“宇宙之王”。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波斯帝国的君主们，也有称为“天下四方之王”、“世界之王”。总之，自诩为世界的主宰。此种自我中心主义不是这些统治者的专利，也不是传统交往所独有，它成为地缘性特征而积淀于大众社会心理深处，并长期影响于后世的政治文化交往过程。欧洲中心论、霸权主义、种族歧视、地区偏见等当代的交往之垢，皆源于此。
    人类文明交往史转折于工商业经济时期，其特点是由地缘性的区域交往发展全球化的现代交往。这个历史转折始于西欧的农本向重商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的以大机器生产为特征的工业革命和以全世界为市场的外向性商品经济。工业的历史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本质力量的书，它蕴藏着人同自然界之间的历史关系。商品不仅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一种人类生产的特殊产品，而且是代表着人类的一种特殊文化，它是人类发展到商品经济时代的文明交往的凝结物，并深刻反映着人同自然交往的普遍性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的特点是全球化，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不断扩大商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便于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
    全球化这个词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但其原本概念可以追溯到近代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的国际商业贸易战时期。15至16世纪的哥伦布发现美洲、达·伽马的非洲航行和麦哲伦环绕地球，打开了人类全球交往之路。海路大通之后，殖民帝国之间的长期商战以及瓜分土地的争霸战，使交往深入各大陆腹地。17、18，特别是19世纪，全球已经联结为一体，一个由世界市场力量推动的开放的全球性格局已经形成。20世纪是全球化交往发展的一个关键性世纪。它经过两次世界大战这样人类社会空前规模的历史交往，用这种热战的交往形式，把全球化推向一个新阶段。热战过后，政治家们希望营造一个新秩序，防止类似的全球性冲突的重演，成立一些国际性机构，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先后成立了联合国和十几个国际组织。
    但热战过后的半个世纪，世界在冷战的全球交往形势下度过了四十多年。随着冷战的结束，全球化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潮流，对各国经济、文化和政治交往带来了巨大影响。在经济交往中，世界贸易如滚雪球般的不断扩大，各公司竞相通过兼并或收购其他公司以满足全球化市场的需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玛丽·鲁滨逊统计，1999年，500 家公司操纵着33%的全球国民生产总和及75%的全球贸易。互联网促进了经济交往的步伐。但“电子货币”是全球经济交往的真正动力。在全球货币市场上，现在每天交易额超过1万亿美元。 伦敦经济学院院长安东尼·吉登斯形象地说：“在新的全球电子经济中，基金管理人、银行、公司以及数以百万计的投资商，只需要按一下鼠标，就可以把大笔大笔的资金，从世界一端传到另一端。”西方文化的广泛传播，使文化全球化失去平衡，呈现出从富国向穷国传播一边倒的状态。这种文化全球化交往对文化多样性构成威胁，于是许多国家的有识之士发出了下列呼吁：必须扶持本土文化和民族文化，使之同西方文化并驾齐驱。政治全球化交往需要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文化全球化也同样需要有一个新的文化交往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