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残暴面，突出地表现在暴力交往形式的普遍性上。开拓疆土、移植人口、掠夺资源、控制商路等动因，使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之间、农耕世界之间的暴力交往层出不穷。前者如3至6世纪以日耳曼人和匈奴人为主体的游牧民族入侵浪潮、7至13 世纪阿拉伯半岛游牧民族的东征西伐和13至15世纪蒙古草原民族的纵横驰骋。后者如亚述帝国的扩张、波斯帝国的攻战、亚历山大帝国的远征、罗马帝国的征讨、奥斯曼帝国的征伐。这些战争其实也是“双刃剑”的性质，战争过程的破坏性、野蛮性与战争后果客观上的进步性与文明性并存。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之间的暴力交往，实质上是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融，最终导致了游牧民族的农耕化。农耕民族之间的暴力交往，也使得文化的沟通和融合过程加快了。暴力交往是一种急风暴雨式的残酷交往形式，它具有和平交往所不具备的冲击力量，其结果是交往范围的迅速扩大和交往程度的空前扩展，并常常导致社会形态的更替。
    暴力交往在农耕世界和工业世界之间，以及在工业世界之内，也是频繁进行的交往形式，而且规模越来越大。西方工业文明的扩展，是在炮舰政策之下进行的。列强之间的战争，也有由地区而演变为世界范围的战争。还有其他诸多形式的战争交往，如国内战争、武装起义，民族解放战争、恐怖活动等形式的暴力交往，战争在暴力交往形式中具有普遍性。人类五千年文明史中记录在案的大型战争有1万4千多次，平均每年近3次。中国自古以来发生的大小战争不下3万次。20世纪的100年内， 硝烟蜂起，两次世界大战，震烁全球。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社会空前规模的历史交往，全世界80%的人口和84个国家及地区卷入了战争，世界上每个领域和各个角落都感受到它的影响。这次全球性“热战”之后的“冷战”，也是一种交往形式，它把交往范围伸延到宇宙太空。
    人类文明交往史是和平和暴力两种形式的交织史，也是和平交往日益深入人心的历史。“和为贵”，是人类的文明交往的准则。文明交往的任务是消灭暴力交往的根源，把和平和发展结合起来，把历史交往引向法制秩序和道德规范的轨道上来。
    四
    在文明交往的诸多因素中，以下几点最为重要：
    主体和客体 社会历史上的所有现实的人，都是交往的主体。交往是主体的人的多向实践活动过程，因而交往的客体不仅包括人，还包括自然物，但归根结底是人与人的交往，所以交往的主体与交往的客体是两个相辅相成的最基本的因素。主客体关系是以主体间性为其依赖，而主体间性关系又是以主客关系为条件、为背景的。人、自然、他人三者构成了一个“主体-客体-主体”交互对称和稳定的哲学三角形对称的整体文明系统。人类文明中的发展过程，就是人类不断征服自然和社会世界，而造成人类与世界的对立与疏远，再不断从这个对立和疏远中解放出来，恢复人类与世界的亲密无间的交往过程。唯其如此，人类文明史在“主体-客体-主体”系统运行中，呈现出文明与野蛮交织而成的悲欢离合的交响曲，它既不失为对种种美好理想与圆融的憧憬，而实际又是永远地缺憾和烦恼。人类社会文明正是在这种大分大合的否定之否定的交往中为自己开辟进步的道路。
    交通和科技 “主体-客体-主体”的交往进程中，离不开交通和科技要素。交通是文明交往洪流奔腾向前的大动脉。交通可以通俗化为“路”，而“路”是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为文明进步而“走”出来的。文明交往因“路”而通畅、而扩大活动范围。人类文明交往史有各种各样的“路”，大致上都以物质和精神交往媒介为内容的，如毛皮之路、香料之路，尤其是贯通三大洲的丝绸之路、环绕地球的新航路在历史上为最突出。交通因素之所能发挥作用，与运输、通讯、传媒中的科技进步紧密相关的。车船的改进，指南针的运用，现代蒸汽、电动交通和通讯的日新月异，都是科技因素作用的具体表现。今日的信息网络之路，全球化的超时空交往，是交往方式的革命和信息传播方式的革命。在信息网络之路上，交往的主体是中心和平等的，个人实现了对其交往关系的自由占领。人们由信息网络之路上所结的机缘，组成了新型的共同体，正在对实践交往的单一取向--“利益共同体”的形成，产生强有力的冲击。于此可见科技拓宽和深化了人们的世界视野，极大影响了人们的思维、生活、劳动和社会结构，使文明交往在正确解决人的物化和物的人化关系的基础上，再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民族和国家 民族是文明的基本单位。国家是获得了国家形态而拥有主权的民族。但民族并不是和国家的发展都处于同步状态。在当今世界上共有3000多个民族，民族国家约有200个。 民族和国家的关系有三种情况：一个民族只分布于一国；一个民族分布于数国；众多民族共同处一国。民族和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传承文明和文明交往，失去了自身文明的民族和国家，便失去了民族和国家的独立性。在文明交往中，一个民族或国家只有坚持本位文明、又善于吸取外来文明，方能立足于世界文明之林。在多民族国家中，能处理好主体民族文明与亚体文明关系，是保持多样性统一的关键。全球化并不能消除民族国家作为独立交往的主体性，虽然民族国家在交往中面临着全球网络经济等诸多方面的挑战。地区集团化趋向在全球交往中日益炽烈，民族国家纷纷在地区集团化中寻找自己的地位。欧洲联盟、非洲统一组织、东南亚联盟、阿拉伯国家联盟、美洲国家联盟、七十七国集团、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以及联合国和所属的国际诸组织，都表现了现代交往的新特征。然而民族国家仍然是全球化交往中的基本政治经济安全利益的独立因素。
    地缘和环境 地缘是一个地区内人群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群体性格、体质形态等种族或民族异质性指数的根源。人类对生物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态环境的适应性交往，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赖以创造的文化实践。环境的多样化，决定了文化的多样化。地缘在自然环境上，与环境是一致的，在社会环境上，又是不一致的。文明交往就是某一地缘文化对环境的社会生态的适应性交往，其内容包括地缘、时间、特别是人类三个方面。环境是文明起源和发展的支撑性条件。人类对环境的文化适应性交往的存亡，决定了人类文明的兴盛和衰亡。所谓适应性交往，就是通过开放性和互动性的动态平衡，不断调整和更新文化来适应变化了的环境，以创造和传承民族文明。以文明的交往史观来观察现代文明，面对当前发生的种种生态危机，人类必须重视地缘环境因素的重大作用，处理好人类文化与文明和地缘环境的关系。人类必须用新的交往，即文明交往来对待地缘环境因素。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发展清洁生产技术和绿色产品，尤其是实行文明的适度消费方式，做文明人，所有这些，都是交往文明化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