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和文化 宗都是文化的价值核心和内在精神，所有民族文化的各门类，都体现了该民族文化的宗教精神。同时，宗教的具体表现形式又与文化的各种表现形式并列，而成为文化的一个部分。宗教与文化的密切联系，使之成为文明交往的基本要素。文明交往离不开宗教或近似宗教的价值系统带来的强烈文化政治归属性。起源于西亚的基督教西传欧洲，其后又辗转远播于各大陆，发展成为全球性的宗教。晚起的伊斯兰教，以西亚为中心，扩散于亚洲、分布于欧美，成为与基督教世界相并立的伊斯兰世界。古老的佛教和近似宗教的儒家伦理文明体系，光耀古今，对全球文明交往带来深远影响。中华文化曾深受惠于印度佛教。后者自汉代传入、后汉三国译经、南北朝和唐代对文学交流的深化，一直到宋、元、明时期，对哲学、文学、艺术、建筑等带来很大影响。佛教也由于传入中国而得到延续光大，隋唐以来，佛教与中国文化融合而形成诸多教派，进而传至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地。宗教因素之重要，于此可见一斑。
    语言与文字 语言因素在人类文明交往史上的作用，如同制造工具和火的使用一样巨大。文字是语言的进一步发展，是文明的重要标志，是文明交往的基础媒介和思维手段。语言文字是文明的载体和形式，是文明交往的工具。语言文字不但使人类交流感情、互换知识和使用知识系统化、使知识代代相传、使文化世世传承，而且使人与人之间变得更易理解和被理解。语言文字在文明交往中的作用，可以形象地喻为心灵的窗口、个性的外壳，是通往一个民族、一种文明灵魂的门户。在政治交往中，每一个大宗教，每一个大帝国，都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并通这种语言文字把宗教和帝国的独特文明，传播开来，形成自己的文明圈。帝国在推广自己的文明同化政策时，语言文字成为同化的首要标志。语言文字在殖民帝国时期发挥传播西方文明的作用，既表现于葡萄牙文、西班牙文、荷兰文、法文、德文、俄文之于诸国的势力范围，更突出地表现于不列颠帝国的文明交往活动上。英语不但通过用于包括昔日殖民地美国在内的不列颠帝国范围内，而且事实上成为今日国际上的通用语言。英语攻势在学术界和经济界最为强烈。英语成为网络世界的母语。网络对英语普及的推动力，超过了昔日不列颠帝国的任何行动。尽管法国为保持法语纯洁化而作了种种努力，但在日常生活中英语化潮流仍迅速向前推进。处于此种困境的不只是法国一国，普京宣布，将通过净化俄语以扳正俄罗斯民族的脊梁。不过，一些媒体公司已经注意到汉语、印地语、西班牙语、日语在全球市场的重要地位。随着互联网日益深入欧美以外地区，英语的使用率将大大下降。
    利益和正义 利益是文明交往的驱动因素。在文明交往中，几乎出现的所有问题，都可以从利益因素中找到答案。只要把利益物化为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如此种种的利害关系，使我们会立刻觉察到文明冲突与融合的症结所在。但是，利益因素必须和正义相结合，特别是在法律前提下的道德与利益的结合。利中有义、义中有利，方能使文明交往有深厚的根基。以纯利交者，利尽交绝，其交脆弱而短暂。以纯义交者，义固高洁，然曲高寡合，其交者鲜。惟有义利之交，义利相融，其交不断。如果说，在一个封闭的、一元的社会中，一种价值取向的高度纯洁的道德体系，尚能显示其作用；而在一个开放的、多元的社会中，就必须吸纳市场行为道德等各种合理价值的道德，使之在主导价值的导向下，进入社会大众生活。义利如何结合？其结合的起点，在于人们相互交往的起码、基本和普遍能接受的理解、关心和同情上。这种在人们交往中的道德行为，来自于设身处地、将心比心的最普通的情感支持。我们可以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种恕道原则来表达这种结合的起点。这个起点排除了损人利己和高尚自我主义的普遍性，为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通过正当手段实现自我利益，确立了基本道德权利。当然，道德并不停留于起点，而在起点上走向理想的精神和物质文明相得益彰的崇高境界，实现义利的更高层次的结合。
    五
    文明交往是由一系列的属性所组成的有机整体。它包括以下几种基本属性：
    实践性 文明交往的本质属性是实践性。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实践活动是生产实践和交往实践。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生产实践总是伴随着文明的社会交往实践。物质文化的生产是精神文化的基础，而文明的社会交往则是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前提。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就在于从事这些实践活动来创造社会文明与社会进步，从而与野蛮的动物世界划清界限。人类也正是在文明交往实践中不断克服自身的动物野蛮性、不断加强人的文化性，从而建立和发展文明社会有序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文明交往的实践过程，也就是人类审视自身成败得失、改变自己命运的过程。文明交往是人的社会行为。这种行为见之于实践，既受情感的支配，也受理性的支配。亚当·斯密在分析人类的经济活动时，设定了理性经济人的前提。在分析人的道德行为时，又诉诸人的同情心。文明交往不能忽视情感在人们行为中的作用，因为情感决定了大多数人的行为，而且情感是人的生命的自然表露。然而，文明交往更重视行为中的理性选择，因为理性交往是实践的升华。
    互动性 这是同实践性直接相关的基本属性。文明交往是一个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互动系统。惟其有互动，才有交往；惟其有不同文明的互动，才能有文明用之不尽的源头活水。交往就是有“交”有“往”，彼此互动，或者多向互动。文明交往是动态的，而动态的最大特征是互相依存性和互动性。文明交往过程就是一个双向的或多向互动的奔流不息的过程。人类在这个复杂多变的交汇网络中，既互相接触、彼此发现、相互沟通、相互理解，又相互摩擦、碰撞、矛盾和冲突，也不乏对抗、分裂、压迫、侵略和反抗。互动性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普遍联系的表现。在社会生活中，每个人的利益和需要，都同他人有普遍的联系，因而个人的行为总是关系到他人、涉及到社会。人与人在现实交往中，是互为主客体的关系。不文明的行为如损人利已者，不可能永远处于主体地位。若遇到同样行为主体的客体，他的利已不文明行为就会落空或成为受害者。个人之间如此，群体之间、民族和国家之间，人与自然之间，无不受互动性的制约。至于不同文明之间，互动性则表现为互相冲突、互相融合、互相渗透等彼此交往的复杂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