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的思想充满了矛盾性和复杂性。在同时代的亚洲民族主义思想家中间，他的思想又是十分独特的。要了解这种矛盾性、复杂性和独特性，必须从他思想体系的整体性着手。为此，我试图从三个方面进行初步探讨。第一，通过论述甘地思想体系形成的过程，说明这种独特性产生的条件、社会影响和历史传统。第二，通过对甘地思想体系基本内容的概括，分析这个体系的构成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第三，通过甘地一生的社会政治实践活动，来判断他的思想体系在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作用和历史地位。
    一
    甘地思想体系形成于1888至1914年间，即他在英国学习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个时期是世界历史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最后阶段，也是印度由殖民地封建社会向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渡的最后阶段。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在经历1857年民族大起义、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启蒙改良运动和1905年独立运动之后，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①。这种时代的过渡性质，产生了甘地思想体系的一切特点。
    印度教的传统是甘地思想体系的重要思想渊源。甘地从印度教的传统中寻找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思想武器，首先同他的家庭环境有直接关系。他自幼生活在一个虔诚的印度教徒的家庭中。尤其是他母亲每日必去毗湿奴神庙拜谒这位重仁爱、戒杀生、坚持素食的至尊之神。母亲给甘地留下了一个圣洁的印度教徒的生动形象②。
    甘地思想的形成是以印度教的宗教哲学作为出发点和立足点的。在印度教的思想遗产中，给甘地影响最大的是《薄伽梵歌》。这部经典本是毗湿奴教派的分支--黑天派的经典。甘地把它视为“无价之宝”，“每日必读之书”。他的先驱者提拉克也曾对这部经典进行了专门研究。但甘地与提拉克不同，认为这部经典是阐明爱与正义和平的哲学著作③。它虽然描写战争，却绝对不是替暴力辩护，也不是暴力的说教，更不是愤怒与激昂的战斗，而完全是伦理、道德、心理和精神上戒杀生的教导。他认为《薄伽梵歌》中只有一个神，即真理与爱之神。这可能就是他哲学上的毗湿奴学派一神论的根源。从政治上看，他从这部著作中吸取了为祖国服务的思想和献身精神。他在《自传》中写道：“对我说来，《纪达经》（即《薄伽梵歌》--引者）中的几句话是很清楚而且有份量的：
    ‘尽己之责，虽败犹可；
    为人尽责，虽成犹失。
    尽责而终，非由于疾，
    别谋他途，彷徨无所。’”
    由此他得出了“一个爱国者不会看轻为祖国服务的任何工作”④的结论。
    甘地思想体系形成过程的特点，不仅在于它根植于印度历史文化传统之中，而且在于它撷取了西方文明中的若干思想资料，并同印度历史文化传统相结合。甘地思想体系的形成过程中，在英国学习和在南非的实践这两个阶段特别重要。前一个阶段，甘地同基督教徒、神智学者、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等各种宗教界人士与流派代表，进行了广泛接触。他读了许多宗教经典之后，在思想上形成一个原则：《薄伽梵歌》的主要精神之一是反对模仿，强调发挥人的自身本能，但并不排斥吸取其他宗教教义。印度是一个笃信宗教的国家，也是一个宗教众多的国家，其教徒之多，在世界上置于前列。甘地作为思想家、政治家，在他为印度设计通向自治之路时，自然不能只背诵印度教的经典。他研究了圣经，接触了基督教的各个派别，包括人人均有“内心之光”和“内在嘱咐”的贵格派⑤人士。他也尊重伊斯兰教的古兰经，认为它象吠陀一样，相信神的力量⑥，对佛祖释迦牟尼把慈悲由人类推广到一切生物身上，他敬佩不已。基督教的十戒、佛教的八戒、耆那教五戒，特别是人道主义以及守贞洁、除物欲、尚清贫、自我净化等苦行主义对甘地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从甘地思想体系渊源的层次上看，在宗教思想层次上确是多元的。这种多元层次的汇流过程同他在英国学习开始，到南非积极从事反对殖民压迫的斗争，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其轨迹是清楚可见的。他自认为这是一段不断探索宗教真理的历程，并认为自己是一个发现了宗教真理的人。他的思想体系中虽然充满着浓厚的宗教色彩，但他毕竟不是一个单纯的宗教改革家，而是一个民族主义政治家和社会改革家。他从这个角度求助于宗教哲学，并在政治实践中顽强地用宗教哲学去教导人民和向英国殖民统治者这个庞然大物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