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当我们考察甘地思想的整体性从思想渊源和思想构成转到政治实践的时候，就会发现这种矛盾而又独特的理论，在反帝的政治斗争中具有明显的进步作用。
    甘地不是庙宇里的宗教家，也不是书斋中的理论家，而是反帝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实践家。他根据自己独特的理论，在南非和印度倡导了独特的反帝斗争形式，即非暴力抵抗运动。这是以争取印度自治和独立为目标的、以联合广大社会阶层为基础的反帝爱国运动。这种斗争形式是一个时代的历史形式和民族形式，包括了和平抵制英国殖民政府机关、法院、学校、封号、爵位、英货等内容和实行总罢业（罢课、罢市、罢工、辞去政府职务）、抗税和开展手工纺织等斗争手段。非暴力抵抗运动是甘地对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杰出贡献。
    空前的群众性是印度非暴力运动的第一个显著特点。
    在甘地以前，国大党的领袖们（无论是激进派或稳健派）都程度不同地远离群众，特别是同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众相脱离。激进派中一些人走上了个人恐怖主义的道路，这些密谋活动因与群众隔离，不久便销声匿迹。激进派的另一些人和稳健派合流，热衷于“响应性合作”和侈谈宪政改革而同广大群众处于半绝缘状态。他们领导的国大党是一个没有群众基础的党，因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殖民统治者进攻面前，表现得软弱无力和束手无策。
    甘地比老一代和同时代的国大党领袖们高出一筹之处就在于他以敏锐的直觉洞察到这一致命弱点，并且积极探索克服这一弱点的方法。他在《印度自治》中明确指出，印度的独立必须由印度人自己的力量来实现，“请求若无力量作为后盾，是毫无用处的”（42）。向哪里寻找力量呢？他从自己的实践中体会到：国大党应当与工人、农民运动相结合，才会改变在反帝斗争中的软弱无力状况。1915年，他回国后在许多地区进行了实际考察，并于同年五月在阿麦达巴德这个印度传统手工业中心成立了坚持真理的非暴力学院。1918年，甘地领导了阿麦达巴德纺织工人的罢的。接着，又在凯达县组织农民抗税。罢工和抗税都取得胜利。
    甘地还号召国大党的青年党员到农村去，到工厂去，从而改变了国大党与群众运动隔绝的孤立处境。贾·尼赫鲁深有所感地说：“他（甘地）派我们到农村去，……我们学习到的……比我们从书本中或从渊博的论文中所学到的还要多”。（43）“1920年，我完全不了解工厂中、田里的劳动情况。”“农民运动当然与国大党分开。……我们住在城市的人对于这种伟大的农民运动一无所知。报纸对农民运动只字不提，它们毫不关心农村。”（44）贾·尼赫鲁从甘地在仓巴伦（比哈尔）和开拉（古遮拉特）开展农民运动后，才稍为注意农民问题，发现整个农村热情高涨，单是口头通知一声，就有很多人来开会。
    农民参加到非暴力抵抗运动中去，使这个运动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甘地把农民群众吸引到非暴力运动中来，除了政治纲领之外，还有两个决定性策略。第一是把国大党改变成一个群众性组织，向广大工人、手工业者和农民群众打开了入党的大门。第二是把“行动”作为国大党的基础和目标，“行动”虽然是和平方式的，但它是向英国殖民统治者的挑战，是向印度社会上的邪恶势力斗争。随着工人、手工业者和农民纷纷涌进国大党，使它成为一个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国大党的斗争方式发生了根本转变：由“响应性合作”、侈谈宪政改革和恐怖活动转变为一个以群众运动为基础的非暴力抵抗运动。这个转变标志着印度民族独立运动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达到了新水平。这不仅是国大党领导印度民族独立运动历史上的一大进步，也是甘地大大超过他的先行者的重要之处。
    长期的连续性是印度非暴力运动的第二个显著特点。
    第一次规模较大的非暴力抵抗运动发生在1919年4月。 甘地为了抗议英国殖民统治者的罗拉特法，号召人民举行总罢业，实行以祈祷、斋戒和抵制为内容的非暴力抵抗运动。人们往往注意到甘地对孟买和阿麦达巴德群众暴力行动的态度（即甘地自称的“犯了一个喜马拉雅山般的错误”），而忽略了这次波及全国的“惊人而壮观”的反帝斗争，尤其是忽略了它是甘地非暴力抵抗运动的独特的连续性的开始。罗拉特法案是促使甘地对英国殖民统治者态度转折的契机。1919年11月，他第一次把“不合作”的策略思想纳入了非暴力抵抗运动之中。他认为：“进行不合作原是人民的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45）。在他看来，只有停止同英国殖民统治者合作，才能谈得上进行真正的抵抗。这样，一般的非暴力抵抗运动就演变为1920年9月至1922年2月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从而出现了第一次独特的连续性。
    1920年至1922年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在坚持非暴力原则方面继承了1919年的非暴力运动，而在不合作方面大大高出于1919年斗争的水平。它有明确的政治斗争纲领，宣布了运动的目标是达到“自治”（甘地解释说：“如有可能就实行帝国内部的自治，如有必要就实行脱离帝国的自治”）。它有一个包括拒绝英政府授予的封号和荣誉职位，抵制立法机关选举，抵制法庭、政府机关、学校，抵制外国货，开展手工纺织运动和抗税等措施的“递进的非暴力不合作计划”（46）。甘地改组了国大党机构，成立了工作委员会和十五万人组成的非暴力抵抗运动志愿队，在农村和工厂建立了国大党的基层组织。正因为有了这些条件，甘地便宣布：“不合作运动是同政府的战争”（47）；而且表示，他要向张牙舞爪的英国狮子挑战，并决心在一年内取得印度自治。甘地思想体系的这次全面实践并没有因为运动的失败而减色，相反它打下了一个时代的思想烙印而继续发展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