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暴力抵抗运动的第二次独特的连续性表现在1930年5月至1931年3月和1932年1月至1934年4月的“文明不服从运动”。“文明不服从”（Civildisobedience）与“非暴力不合作”同出一个理论根源，都是靠甘地独特的思想体系所支撑。不同之处仅在于“坚持真理”理论在不同时期民族独立运动中的运用。在1930年至1931年的文明不服从运动中，这种独特的连续性显示了更高的水平。它的政治斗争目标不再是“自治”，而是“完全独立”。甘地在给英印总督的“最后通牒”式的信件中，把非暴力具体化，说明了他的“非暴力”“将由文明抵抗运动表现出来”（48）。在体现甘地思想的《独立誓词》中，则明确表示了非暴力不合作与文明不服从之间的连续性：“我们认为，争取独立自由最有效的方法不是暴力。我们准备收回同英国合作的诚意，采取文明的抵抗，包括不纳税在内。”（49）非暴力不合作没有发展到抗税就结束了；“食盐长征”则从不服从食盐专卖法和抗盐税开始。至于“十一点建议”（50）则反映了在世界经济危机时期印度广大阶层的利益，发展了甘地经济自主的思想，同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中的经济措施有内在联系。
    文明不服从运动本身也有它的系列连续性。1932年1月至1934年4月的文明不服从运动是第一次文明不服从运动的直接继续，斗争的目标由政治和经济问题转移到社会问题（51）。1940年10月至1941年12月的个人文明不服从运动又是前两次群众性文明不服从运动的直接演变。运动的规模被甘地限制在国大党党员个人范围之内。运动是按照拟定的名单进行反战活动的。这次运动的斗争目标又回到了政治问题，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必须允许印度完全独立。从第一次文明不服从运动到第三次文明不服从运动，时间跨度达十年之久，经历了世界经济危机、战前和战争三个阶段，反映了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非暴力抵抗运动独特连续性的终结，是1942年8月至1944年5月的“退出印度运动”（The Quit lndia Movement）（52）。在处理印度独立与战争的关系上， 印度民族资产阶级同英国殖民统治者之间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克里浦斯的宣言没有满足国大党关于建立国民政府和印度人掌握国防的要求，反而坚持对印度的绝对统治。甘地，“退出印度”的口号就是在这个情况下提出来的。这次运动连续性的线索仍然是他的独特理论：非暴力原则（53）。具体的斗争目标，是印度在战争中自己保卫自己，英国必须放弃在印度的统治（54）。它同前几次不同，把政治目标作为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名称鲜明地提出来。持续了四分之一多世纪的非暴力抵抗运动达到了它的顶点。
    独具的多样性是印度非暴力抵抗运动的第三个显著特点。
    甘地思想体系的复杂性表现在社会政治实践上，便成为独具的多样性。在政治上和哲学上的矛盾和统一，前两个特点已有充分体现。关于经济自主的思想，在非暴力抵抗运动中首先表现为手工纺织运动。这种全国范围的群众运动和抵制英货结合在一起，贯穿于整个非暴力抵抗运动之中。甘地认为：“自治是一座伟大的机构，……但中心始终是纺纱车，所有活动都要围绕它旋转。”（55）到了四十年代，随着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发展，甘地提出了经济建设纲领。纲领包括减轻对农民的封建高利贷剥削，发展农村手工业，扩大手工纺车，宣传手工织布。怎样理解甘地的经济理论和实践？我以为要从印度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落后的理论在实践中不一定起消极作用。手工纺织运动对濒临绝望的印度农民和手工业者来说，倒是一个实际的措施。在物质上它有助于改善生活，在精神上有助于激发人民的爱国主义和自力更生精神。它同抵制英货结合，也有利于印度资本主义的发展。恩格斯说过：“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东西，在世界历史上却可以是正确的。”（57）列宁很重视这句名言，要求马克思主义者记住这个深刻原理，并把它运用到“二十世纪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的许多亚洲国家”的实际中去（58）。甘地在经济学的形式上的落后理论，在印度实践中的作用，也应当作如是观。
    坚持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之间团结反帝的原则，被甘地灌注于非暴力抵抗运动之中，从而使它独具的多样性放射出异彩。在1920年至1922年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中他同穆斯林联盟结成同盟，把伊斯兰教徒的群众性的基拉法运动同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汇合成反帝巨流。在1932年的文明抵抗运动中，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广大群众又联合在一起。这两大宗教的群众的团结，不仅使非暴力抵抗运动具有广泛的规模，而且沉重地打击了英国殖民统治者传统的“分而治之”的政策。甘地是印度教徒，但他不抱宗教偏见，能平等地对待伊斯兰教和其他宗教，仅此一点就是一个值得称赞的政治家。马克思对印度史上促进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团结的阿克巴皇帝曾给予充分肯定，认为阿克巴“对宗教问题不抱成见”和“采取宽容态度”（59），是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甘地从印度人民打碎殖民枷锁和争取独立的历史任务出发，在非暴力抵抗运动中一直坚持两大宗教教徒团结反帝，并为此奔走呼号，最后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是阿克巴所不能比拟的。
    非暴力抵抗运动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内容，即甘地的争取解放“贱民”（“不可接触者”）的哈里真运动。反对歧视“不可接触者”的斗争，作为非暴力抵抗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在独具的多样性中与教派团结一起，相互辉映。“不可接触者”被允许参加国大党，参加各种政治和社会活动，这对吸引城乡下层群众进行争取独立的斗争，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甘地在第二次英印圆桌会议上，提出他坚决反对英国政府关于“不可接触者”分别选举制的政策，表示将为此不惜牺牲一切。这反映了他反对“分而治之”的鲜明立场。1932年至1934年的文明不服从运动的中心任务，就是反对歧视“不可接触者”和解决教派争端问题。甘地虽然把印度教中的古代瓦尔那制度看作是一种“以出身为基础的有效的劳动分工制度”，但认为后来的种姓分立却造成了不平等和人为隔阂。他在非暴力运动中大声疾呼：“不可接触制度的魔鬼已经侵入了印度社会的各个方面”，极力唤醒人们（包括“贱民”在内）消除这种“罪恶和可悲罪行”，从而“净化印度”（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