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政治思想，尤其是以“自治”为核心的思想。“自治”（或译为“自主”）（29）这个词在字面上与提拉克在1905-1908年民族独立运动的口号相似，但在内涵上却有很大区别。甘地的“自治”概念有两层涵义。首先是从英帝国范围内的自治，到二十年代末演进为完全独立。他认为，自治应该象真玫瑰花，好看而芳香；不要象纸做的玫瑰花，好看而无香味。到1946年，他更强调独立要由印度人自己来实现，印度的独立绝不是别国当礼物一样送来的东西。第二层涵义是他关于印度独立后所要建立的理想社会。甘地的国家观近似无政府主义国家观。1946和1948年，他对印度未来国家的设想有明确的表述。他不愿意看见印度独立后成为一个政党专政的中央集权的官僚政府他提出了一个乌托邦式的地方分治的公社联合体方案，主张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各自为政的松散的分权国家。这就是说，他的自治思想的目标是完善人的精神，从而达到社会协调。
    甘地的自治概念的最重要特点，是政治与道德的结合，而集中点则是他的非暴力的政治原则和方法（30）。他把自治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用非暴力方法建立起来的自治；另一种是通过武装暴动建立起来的自治。他坚信，只有非暴力才能产生真正的民主政治，个人自由才有充分发展，真正的地方分权的公社联合体才能建立。甘地的非暴力抵抗原则并不是对恶的不抵抗，也不是对恶的消极抵抗，而是用非暴力形式进行反抗英国殖民制度的斗争的原则和方法。这从他创造的“萨蒂雅格拉哈”（坚持真理）这个体现非暴力抵抗的新词中可以明显体现出来。他认为，非暴力是唯一的政治信条。他反对人民的任何暴力抵抗。这样就形成了甘地的独特的说教：在反帝斗争中绝对排斥暴力，甚至把暴力革命看做是比“欧文勋爵的统治和迫害更为可怕”（21）的敌人。
    对甘地的非暴力原则、方法和理想的社会构思，仅仅从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观点去评价是不够的。诚然，它是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性的表现。在印度民族资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时，印度的封建国家政权已被英国殖民统治者所打破。它主要的压迫者是帝国主义殖民统治，而不是封建国家及其意识形态。它不仅不必为其生存进行反对封建思想的斗争，相反依靠了古代文化、宗教、古老的礼俗和哲学的号召力，因而与宗教传统和整个村社制度妥协。但是，这只是甘地思想矛盾性的一面。印度的民族运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在这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里，农民的自发斗争，表现为一部分人拿起武器进行反抗，大部分人还处在宗教的影响之下，对殖民压迫和封建压迫无力抵抗。从1857年民族大起义失败以后，武装到牙齿的英国殖民统治，剥夺了印度人民的一切武装，使人民的武装斗争更为困难。甘地找到的非暴力抵抗方式和公社联合体设想，也反映了不觉悟的农民的软弱、缺陷和对过去的怀恋。甘地的政治思想是二十世纪初期产生于印度的、以非暴力和公社联合体为核心的、反对英国殖民统治和争取印度自治的民族主义思想，它表现了特有的矛盾性和复杂性。
    第三，经济思想。如果说甘地的思想体系是独特的，那么，他的经济思想就是这个独特体系中最为独特的部分。它的独特之处首先在于对西方文明的批判（32）。他批判了西方资本主义的金钱崇拜，指出资本主义的进步只是以鼓励人类最大限度地赚钱为条件。他引用了耶稣关于“一只骆驼钻针眼比一个富人进天堂还要容易”的话，来警告他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在《印度自治》一书中，他揭露了资本主义城市的罪恶、大机器生产对工人的危害和资产阶级民主制的虚伪性。甘地经济思想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他的“印度文明”的观点。他以自己固有的思维方式，在印度历史中找到了文明三要素：农民耕地的犁、手工纺织业的手纺车和印度哲学。他强调说，振兴印度必须从恢复手纺车开始。“回到纺车时代去”成为他的重要经济口号。最后，关于私人和国家对财产的“不占有”和财产“委托说”（33），也是他独特经济思想的构成部分。他提出的经济正义原则、平均分配、穷人与富人合作及享有同等经济权利，被认为是“共同繁荣的社会主义”（34）。
    甘地以恢复手工纺织为中心的、行会式的手工业和宗法制农业所组成的经济模式，既有空想社会主义成分，又有向后看的倾向。在公社联合体上，与政治思想是相通的。同时，也同他的自治思想有密切联系。从总体上看，甘地并不是一个宗教、文化和经济上的复古主义者，当然更不是一个反动分子。他的经济思想表达了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的情绪和愿望，表达了在历史转变时期印度农民和手工业者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抗议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改造农村，复兴印度”（35），这就是他的目标。虽然它和现代社会发展相悖，也不为现代派国大党人所接受，而且许多内容多属于小生产者的过去，并非他们的未来，但作为小生产者的反抗思想，在反帝民族运动中却包含着积极的意义。甘地虽然把这种经济自主理论称为“古代农村的艺术和歌曲”，但后来的研究者仍然认为包含着更深的意图（36）。因此，从总体上看，这种独特性体现了它的矛盾性和复杂性。
    第四，社会思想。甘地的社会思想包括主张语言统一，实行民族教育，要求妇女在婚姻、政治上与男子平等，以及人口问题等等。最为突出的是反对歧视“不可接触者”和对待印度教徒、伊斯兰教徒的团结问题。
    种姓制度在印度根深蒂固、源远流长。它使个人的才能无法发展，在社会方面，把人一生的命运定型化，使社会失去生气，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针对印度社会的弊端和英国殖民统治者利用种姓制度分裂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甘地反对歧视“不可接触者”的理论与实践，具有反对印度教传统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双重性质。他否认种姓制是神奖惩的结果。1915年5月25日，他在马亚瓦兰的讲演中， 第一次抨击了印度教中的“贱民”旧规。他说：“根据我研究印度教的结果，可以肯定，真正的印度教，决不会允许贱民等级的存在。如果印度教中有贱民等级，我就要公开反对印度教。”（37）他还反对英国殖民统治者按种姓原则制订的选举方案。甘地说：“贱民不解放，印度无自由。”（38）可见他是从人道主义和反帝的观点来看待“不可接触者”的。他主张称这些人为“哈里真”（上帝的选民），而不要称他们为“贱民”。
    甘地关于印度教徒与伊斯兰教徒团结的思想，明显地体现了反帝精神。他在《印度自治》一书中就提出，两大宗教徒之间的不和，“是由我们（印度）的共同敌人制造出来的”。他主张两大宗教徒的团结的目的，在于使“印度自由生存”（39）。他号召印度的一切宗教徒（包括印度教、伊斯兰教、耆那教、基督教、锡克教等），都要“痛苦相关，患难相助”，“把我们共同结合的心，烧成一团坚固的磁，然后我们便如钢铁似的可以抵抗一切危险”（40）。甘地认为：印度教徒同伊斯兰教徒之间的争执仇杀，“是可耻的、自取灭亡的行动”，结果必有一方求助英国殖民政府，“出卖他们的自由”（41）。为了把两派教徒吸引到反帝斗争中去，甘地还从宗教理论上给“联合的行动”找根据。他指出，两派教徒都信神，如果互相仇杀，便是否定了神，成为不信神的人。
    值得注意的是，甘地常常把这两个问题联系在一起、作为统一的社会问题而强调。他在1929年国大党年会上说：“自治的钥匙不在总督手中，也不在英国的伦敦，而在人民手中。我们坚信自治，但是，如果不废除不可接触制度和联合印度教徒与伊斯兰教徒，自治便是少数人的自治，而不是群众的自治。”在这里，表现出甘地政治社会理论的特点：他总是把吸引广大社会阶层的群众参加政治活动作为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到中心地位；同时，他又主张以个人的良知来代替社会的良知，个人对自己的人格负责，不必为社会负责。自我净化、自我训练、自我支配，依然是他解决个人与社会的关键部分。他的社会观是不承认统治个人的外在力量，任何社会和社会组织，都不得借外来力量而树立物质或精神上的权威。在他看来，只有把个人人格和非暴力相结合，才能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这样，他上述的类似无政府主义观点同他强调群众参与政治活动之间的矛盾，在他的真理观和爱的原则下统一起来了。
    总之，哲学、政治、经济和社会四个方面的思想组成了甘地思想体系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的复杂之处不仅体现了宗教和政治的交织，而且体现了资产阶级思想与小生产者思想的并存。甘地的经济思想和社会思想中，有许多方面表达了小生产者的愿望。他的国家观、手工纺织就是明显的例证。这种复杂性是当时印度社会复杂性在思想领域方面的反映，也是甘地不同于其他印度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家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