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为了改革社会，吸取了当时西方流行的思潮，如梭罗的《文明反抗的责任》，爱默生的思想，特别是鲁斯金的著作《给后来的》，使他发生了浓厚兴趣⑦。鲁斯金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提出了个人好处寓于众人好处之中、律师工作同理发师工作具有同等价值，以及劳动生活（种地人和做工人的生活）是有价值的生活⑧等有关未来社会的观点。特别是最后一点，即人人劳动的社会理想，是甘地从来没有想过的。他立刻按照这种理想去改变自己的生活，根据这个原则建立了第一个道德实验所--凤凰村。这是一个位于杜尔附近的、有一百英亩土地的新村。在新村中，所有人都从事体力劳动，领同样工资，并利用业余时间为迁到该村的《印度舆论》编印部工作。后来，甘地把鲁斯金的这本著作译成古遮拉特文，改名为《万人之福》。可见该书对他影响之深。
    对列夫·托尔斯泰理论的学习、吸取和实践，是甘地在南非时期最值得注意的事，也是甘地思想体系形成的极其重要的来源之一。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和宗教哲学的著作--《天国就在你心中》（和甘地原有思想合拍）使他为之倾倒⑧。托尔斯泰的《圣经简要》、《做什么》等书也使甘地爱不释手。托尔斯泰在1908年底给印度民族运动领袖达斯的复信--《致印度人的信》中，从他固有的世界观出发，宣传“爱的法则”和消极反抗殖民者的斗争方式，深深吸引着甘地⑩。1909年10月1日，甘地从伦敦给托尔斯泰发出了第一封信，请求托尔斯泰允许把《致印度人的信》译成印地文。甘地在信中还报告了自己在南非在“爱的原则”指导下用和平不服从的方式反抗“移民法”的情况。甘地告诉托尔斯泰：移民们“宁愿用下狱承受其他惩罚”的非暴力抵抗方式来反对“移民法”，“大约有二千五百人为了表白自己的良心而宁愿坐牢；有的人下狱达五次之多”（11）。
    1909年10月8日，托尔斯泰在给甘地的复信中首先向甘地致以友好的祝愿， 同时希望甘地在南非的非暴力抵抗运动取得成功，并附有《致印度人的信》供甘地翻译。当时正值甘地在伦敦同英国官员谈判失败之际，托尔斯泰的复信大大鼓舞了他的信心。因此甘地在1909年11月10日给托尔斯泰发出了第二封信。为了让托尔斯泰了解自己，还随信寄去了在南非的英国人约瑟·J·多克的《甘地，一个南非的印度爱国者》一书。甘地在信中叙述了在南非进行的非暴力斗争，认为它“无论在目标或达到目标的方式上”，都是“现代历史中最伟大的斗争”。“如果这个运动能够成功，它将不仅是信仰、仁爱和真理对缺乏信仰、对仇恨和虚伪的胜利，而且也可能成为印度和世界其他各地遭受蹂躏的千百万人民的表率。”（12）甘地在这里明确地认识到，他的目标包括印度自治和共同劳动、平均分配的理想社会；而达到这一目标的方式则是非暴力抵抗。
    1910年4月，甘地在给托尔斯泰的第三封信中， 谈了他用托尔斯泰思想指导南非政治斗争实践的体会，并寄去了他的代表作--《印度自治》，而且在书面上写上“您恭谦的门生甘地”，请求托尔斯泰批评指正。这封意味深长的信引起了托尔斯泰的兴趣，他在复信中认为《印度自治》中所探讨的“消极抵抗”问题“不仅对印度，而且对全人类都有十分重大的意义。”（13）甘地在1910年5 月采取了决定性步骤：在约翰内斯堡创办了以托尔斯泰命名的实验农场。在这里，他除了奉行凤凰村的社会理想原则之外，还把托尔斯泰的“爱的法则”贯穿于农场的全部活动之中，实行了文化、精神和伦理教育。托尔斯泰本人也实行过不再杀生（停止打猎）、穿粗布衣、种田、放弃私有财产和著作版权。俄国的托尔斯泰主义者也曾创立过几个以博爱和不要私有财产为宗旨的社团。但甘地在理论和政治实践上，远远超过了他们。
    由此可见，托尔斯泰的思想是甘地主义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托尔斯泰在弥留之年，颇重视甘地在南非的理论与实践。1910年9月7日，在他逝世前一个月，曾写了一封长信给甘地。他把自己思想中最重要的东西--“爱的法则”告诉了甘地。他写道：“爱，是要使人类团结和谐，出于爱的活动是人类生活中最高的、也是唯一的法则。”有些人称这种活动是“消极抵抗”，托尔斯泰告诉甘地，“那实际上是对爱的曲解”（14）。1914年，当甘地主义成为思想体系时，南非的印度人把这个“精神遗嘱”发表在《印度舆论》的《南非非暴力抵抗专号》上。
    但是，甘地思想体系中的哲学思想，决不是托尔斯泰的“爱的法则”的简单重复。甘地在南非的实践，也不象有的研究者所说的，是对托尔斯泰个人修养和政治思想的机械移植（15）。他在南非活动以从事律师生涯开始，而以非暴力抵抗胜利结束，其间经历了曲折复杂的过程。南非的印度侨民的处境比印度本国人民的处境更坏。他们在这里不仅备受殖民压迫之苦，还遭受种族歧视之害。甘地广泛地接触了印度的侨民，亲身受到殖民压迫和种族歧视的痛苦。他在法庭上被摘掉头巾，被禁坐头等车厢，挨打受骂、罚款、入狱，受尽了嘲弄和凌辱。他先后在纳塔尔、杜尔班、比勒托利亚、约翰内斯堡和德兰士瓦等地居住和工作，研究印度侨民的生活和斗争。这些经历不仅托尔斯泰在俄国不曾有过，就是印度国内的民族主义领袖们也没有这种体验。正是这些经历，对甘地的世界观的形成起了决定作用。他从这些体验中不断探索真理，融汇各种思想，把它们转化成自认为理想的反抗的精神支柱和斗争方式。
    甘地在回忆他的非暴力运动诞生的问题时，认为他的第一步工作是达到《罗摩衍那》等经典中所教导的“自洁功夫”，第二步是用“萨提亚格拉哈”（坚持真理）来代替“消极抵抗”。他为此在耶罗佛达监狱中开始撰写、到出狱后完成了《南非坚持真理（非暴力抵抗）运动史》。这部著作以描述实践过的往事为特色而同他的《印度自治》这部理论著作相互补充。《印度自治》是甘地对他在南非实践活动的理论概括，是他在南非实践基础上总结出对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总构思，是甘地思想体系形成的标志之一。甘地的基本观点都在这部著作中得到了表述。以后的《甘地自传》以及其他论文、讲演，不过是在不同时间、不同条件下对这些表述的丰富与发挥。南非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活动终于使他放弃了优越的生活待遇（16）而投身于印度的民族独立运动。他不仅举办凤凰村和托尔斯泰农场，而且成立了南非印度侨民的第一个政治团体--“纳塔尔人会”（1884年），在比勒托利亚创办了“萨提亚格拉哈协会”（1907年）。他领导群众进行了多次反抗斗争，其中包括南非十余万印度契业工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和1907年以后四次较大规模的非暴力运动。1913年他领导的两千多名印度矿工为反对人头税进行了大罢工和向德兰士瓦“大进军”。在这些斗争中，甘地曾五次被捕入狱，也被判处罚款和作苦工。政治斗争的经验和胜利坚定了他的信心，并促成他把非暴力作为反抗英国殖民统治者的斗争原则和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