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在南非时期的活动并未脱离印度国内的政治活动。1910年前他虽不是国大党党员，但他在南非的成就却在国大党内广为传颂。为了探索印度独立的道路，他多次往返于英国和印度。1909年，甘地率南非印侨代表团在伦敦同英政府谈判期间，同旅英的印度各界人士和英国朝野有广泛接触，形成了“印度自治”的设想，并得到了国内的支持。
    印度早期国大党政治家的思想也是甘地思想体系的重要来源之一，达达拜·瑙罗吉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对他影响很深（17）。1905--1908年印度民族独立运动中两派政治和经济主张，此后的国大党领袖的理论和实践，都对甘地思想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甘地在同这些领导人的交往中，有三个人印象最深，首先是费罗泽夏·梅达。这位“孟买之狮”、“孟买无冕之王”象慈父一样接待了甘地。甘地对他崇敬、感激，把他比作心中的“喜马拉雅山”。其次是提拉克。对这位被称做“罗卡曼尼亚” （民爱）的杰出人物，在甘地心中是广阔的“海洋”。最后是戈卡尔。这位温和派领袖被甘地称为心中的“恒河”。三人中，对甘地思想体系影响最深的是提拉克和戈卡尔。甘地从提拉克的平易近人、热心提携后进和深思熟虑等作风中，探悉到他的无比威望的奥秘。虽然在非暴力和不合作问题上，他们之间有分歧，但提拉克的爱国主义精神、抵制英国、自产等思想，无疑对甘地思想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在对待印度教传统方面他们也有许多共同的观点（18）。戈卡尔是甘地接触最多、继承最多的人物。甘地称他为自己的“政治导师”。戈卡尔让甘地多多接触印度社会，他的“在帝国范围内自治”和“政治道德化”等观点，同甘地的思想正相吻合。特别是戈卡尔关于政治斗争从目的到手段都要合乎伦理道德原则的观点，以及对英国殖民统治者不要采取过激的观点，强烈地吸引着甘地。戈卡尔的社会改革和印度公仆的思想，也为甘地所吸取（19）。
    上述情况表明，甘地的思想体系的形成渊源于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充分表现了它的复杂性。同时，它的基本轴心却始终是印度的民族传统思想。围绕这一轴心而吸取和融汇其他众多的思想资料，又鲜明地表现了甘地思想体系的独特性。
    二
    甘地思想体系是一个堪称庞杂的体系，包含着纷乱众多的内容。从整体上看，它基本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哲学思想，首先是它的宗教与政治相结合的真理观（20）。甘地说过，他不愿意在他死后留下什么学派，也并不自称发明了什么新的主义或新学说，无非是把自己认为的真理，应用到日常生活中去。他明确指出：“事实上，我在寻求真理的过程中，才发现了非暴力。以上所说，便是我的哲学。”（21）
    甘地的真理观是宗教真理观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综合体。它的中心内容可以概括一个“爱”字：爱自己，爱别人，爱人类，爱仇敌，爱生物。他强调指出：“人类有许多属性，以爱为最大，人而无爱，虽拜信上帝也是空的。简单说来，爱是所有宗教的根本。”（22）他又宣布：“人能爱而后明，能明而后知真理。”（23）他把爱和真理的关系，比作一枚硬币，一面铸着“真理”，另一面铸着“爱”，只有从爱出发，并把爱和真理熔为一炉，才可以成为人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正象硬币有两面铸字和图象，方可作为货币流通一样。
    必须指出，甘地的“爱”同人道主义的博爱思想有很大区别。首先，他认为爱必须符合真理的原则。他反对为了本国利益而伤害别国利益的“爱国主义”，他反对英国殖民制度，但并不恨英国人。他说：“我不恨英国人，也不恨任何人。我的言论和著作经常反对英国人的制度，尤其反对英国人在印度的制度。如果我不死，我一定要这样继续下去。可是不要误会，我谴责那种制度并不是为了谴责英国人。我的宗教是：我爱他们和爱我自己一样。”（24）其次，他把“不杀生”的宗教戒条也融化到“爱”的原则中去，浓化了思想体系中的宗教气氛。他要求人们爱一切动物，包括害虫、猛兽在内。他这种要求并不是从科学的，即从保护自然生态平衡的观点出发，而是从神的意志出发。他要求人尊重神的意志，并且支持保护母牛的社会活动。他解释说：“我们保护母牛的意义，便是对不能说话的兄弟发生一种同情的爱。”（25）这同提拉克在上世纪末的做法十分相似（26）。但甘地不同之处是把保护母牛同印度教徒、穆斯林团结联系在一起。他宣布：“拯救母牛最好和唯一的方法是拯救基拉法”，从而促成了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之间的联合。
    甘地的哲学思想的特点，是它的出自印度教的“自我克制”、“苦行”等内省和净化的道德伦理要求。这种要求的环节有素食、静默祷告、绝食和入狱等环节。印度是一个宗教影响严重的国家。印度教徒占80％以上。世界上许多宗教，如佛教、印度教、锡克教、耆那教都产生于印度。伊斯兰教徒也占10％以上。甘地思想体系的浓厚的宗教色彩，正是印度社会这个重特色的反映。从这里可以理解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期许多爱国者（从莫罕·罗易到提拉克）总是求助于印度宗教传统的缘由。奥·高士是十九世纪末另一位从印度宗教传统中寻找哲学依据的人。他认为印度人曾学习西方，但效果甚微，因而“印度必须自行其路，实行其独立的生命与文明”，“欲达此目的的方法与力量，不可不求之于印度自身的精神”（27）。
    由政治家、思想家所发现的印度精神哲学，是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点。中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进行民族运动时，没有利用宗教的情况，相反大都是与宗教相对立。欧美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有的也是反宗教的。印度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却把宗教作为团结人民和反对英国殖民制度的思想武器。甘地在这方面可说是集大成者。甘地思想体系渗透了宗教内容，贾·尼赫鲁认为甘地本人“一直到内心最深处他都是一个信仰印度教的人”（28）。但是绝不能把甘地看成一个宗教家。他在自传中说：“政治如果失去宗教，便无任何意义。”他发展了先辈们的宗教政治化、政治宗教化和用政治提携宗教的传统。他的哲学是印度资产阶级宗教民族主义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