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客”的表演舞台集中在公民大会。有突出演说才能、能够在公民大会上赢得听 众、而不问实际从政能力的人在雅典政坛上异军突起。但他们也因此降为公民大会的附 庸，唯民众意志的马首是瞻，无相对独立的权力可言，有别于此前作为实际施政机关的 将军委员会。新生代的领导人只是以演说者的角色来领导雅典。但是，公民大会一旦不 能从诸如陪审法庭、议事会甚或将军委员会那里遭遇制衡的力量，它便有可能变成无所 羁縻的暴君，没有什么能约束它，包括法律。这可以从阿基努塞审判中看出来。公元前 406年，在阿基努塞岛（Arginousae）附近发生的一场海战中，25艘战舰被击沉，许多雅 典水手失去生命。当指挥海战的将军们返回雅典时，公民大会以救援不力的罪名对他们 进行集体审判，而不是单个审判，也不给他们单个辩护的机会（注：其中某些将军并没 有参战指挥；而且此战雅典为胜，尽管损失惨重。参见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34 ，1。）。这显然有违于相关法律，但任何试图阻止这种行为的努力都归于失败，当时恰 为议事会轮值主席的苏格拉底也无能为力[42]（Ⅰ，7；Ⅱ，3）。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 这次审判体现了牺牲法律以迁就民众情绪的极端民主的精神[8]（1292a4-7）。当然，这 在平民政体的历史上也是个极端的例子（注：其特殊之处在于：1）它发生于雅典兵源严 重短缺之时；2）时当阿帕图里亚团圆节，更反衬出丧亲之痛。）。但一个败军之将在雅 典的厄运，仍能暴露出平民政体潜在的“集体暴君”的性质。当菲洛克拉迪被问及为何 不为自己的罪名辩护时，他回答说，只有等到另有他人被控诉时（即已经有了替罪羊的 情况下），他才有为自己辩护的必要[39]（1314a）。在平民政治时期，至少有三个知名的 雅典将军在战败后自杀。当一批在战场上受将军驱使的民众，归国后却成为决定将军命 运的审判者时，任何的过失都只能是将军个人的。平民政治机制上的内在缺陷，显然也 是它备受谴责的客观原因。
    这样，伯里克利之后，随着平民领袖的上台和民众通过公民大会对政治控驭能力的空 前增强，民主政治进入它的下一个阶段--平民政治时期。
    从体制上看，直接民主制一旦稳固地确立起来，平民化的趋势便在所难免。但平民政 治出现于伯里克利之后，亦有其特定历史条件的催化。伯里克利时代大规模的海外扩张 政策，使工商业者大得其利，由此导致的阶级意识和权力意识的急剧膨胀，使他们越来 越不满足于他们的利益简单地被代表的状况，在被代表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存在的贵族领 袖对他们利益的偏离和制衡也越来越得不到容忍。公元前446年，梅勒西亚（Melesias） 之子修昔底德（Thucydides）被流放，此后，失去对手的伯里克利独步雅典政坛达十五年 之久（公元前444-429年）。但他的独尊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不断迎合民众要求的结果（ 注：亚里士多德认为正是伯里克利开始了哗众取宠的做法。《雅典政制》，27，3-5。 ）。而当民众“因他而体面高贵时”，他的尴尬也就来了：伯罗奔尼撒战争迫在眉睫之 际，有人还对他周围的朋友提起“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诉讼；公元前430年他更有一段 时间被免职，并被罚以重金；甚至就在他死之将临时，人们还假盗窃之名差点处死他[4 3]（515e-516a）。因此，尽管凭借崇高的威望，他尚能与民众意志之间维持某种张力和 平衡，但当两者发生冲突时，伯里克利仍只能屈从于后者。而且，由于他的权力唯一地 根植于公民大会之中，从而使这种屈从几乎没有折中的余地。伯里克利表面上的“第一 公民统治”[5]（Ⅱ，65），却成了公民大会至高无上的象征。从这个意义上，有人把平 民政治的历史追溯到伯里克利时代晚期，是有道理的。
    除此之外，大约出现于此时的智者学派，以其平民教育的姿态打破了贵族世家垄断政 治教育的局面（注：普拉塔哥拉斯就声称可以教给人们有关家庭和城邦管理的任何知识 ，柏拉图：《普拉塔哥拉斯》（Pratagoras），318d。），以及伯罗奔尼撒战争对农村地 产的普遍蹂躏和由此导致的部分贵族的破产（注：芬利通过对公元前4世纪阿提卡的几乎 所有现存债碑（horoi）的研究。得出结论：抵押土地的并非传统上认定的小农，而是为 支付各种现金需求的较大的土地所有者。M.I.Finley,Economy and Society in Ancient Greece,London,1981,pp.62-76.），也都对民主政治的平民化趋势产生推波助 澜的作用。
    伴随民主政治的平民化，传统贵族的处境进一步恶化。在不能见容于民主政坛、失掉 “执政党”的地位之后，“贵族派”与原本“在野”的“寡头派”（注：他们主张大规 模地削减公民人数，把无地产者逐出公民集团，故名。他们属于贵族中政治观点最为保 守的部分，一直自绝于民主政坛之外。）相汇合，成为现存秩序的颠覆力量，在公元前4 11、404年两次推翻民主政体的政变中扮演主要角色，标志着雅典社会的实质性分裂。 “在公元前405年雅典战败以后，寡头们像庆祝节日一样，伴随着笛声，使城墙被拆除 。他们并不觉得永恒雅典战败和自己有何牵连，他们是与敌对集团共命运的。”[27]
    公元前403/2年民主政体恢复以后，一种对于贵族世家的敌视情绪发展起来。公元前4 世纪90年代的某个贵族请求陪审员们根据他的实际行为作出判决，而不要只因为肩披长 发（贵族的流行发式）就憎恨他[44]（16）。来自贵族世家的人物几乎从政坛上完全消失了 。唯一的例外是来库古，他来自古老的祭司家庭。但他在卡罗尼亚战役（公元前338年） 失利之后步入政坛，当时雅典重又呈现保守主义倾向，而且他长于财政和行政管理，口 才出众，事实上是这些个人能力而不是他的家庭背景决定了他的地位。
    民主政治越来越显露其真实的社会基础。
    综上所述，贵族政治在雅典的制度性颠覆，并没有结束它的非制度性存在。事实上， 在雅典民主政治确立之后的相当长时期内，作为个人的贵族仍在政坛上发挥主导作用。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一在于雅典贵族与众不同的生存环境及特殊的适应环境的能力， 使他们历史地扮演了民主政治推动者的不自觉的角色；二在于雅典文化价值体系的贵族 性使贵族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处于众望所归的地位；三在于贵族的商业化使他们在经济行 为上与工商业者趋于一致，成为他们在政治上充当工商业者代言人的物质基础。但是， 伴随工商业者的阶级意识和权力意识的进一步增强，伯里克利之后平民工商业领袖的崭 露头角和公民大会对政治事务的全面控驭，意味着民主政治越来越显露其真实的社会基 础。从这些分析中可以看出，雅典民主政坛上的贵族领袖现象，是合乎雅典历史发展规 律的现象，并不否定民主政治的基础在于工商业这一根本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