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的商业化现象与前述“贵农贱商”的观念相矛盾吗？不然。在古代希腊，经济行为 的合理性意义并非绝对的，而是依社会关系的等级而定。“作为古代社会对个人的规定 性的劳动的地位和我们时代不同，一个贵族造船技师是贵族，而非造船技师（因技师只 管造船）；反之，一个非贵族造船技师即被认为是造船技师，因为平民是根据其职业来 确定其地位的……”[27]这是平民与贵族在职业标准上存在两本账的表现。同样的工商 业，对于无世袭财产的平民，意味着“非自由人”的劳动，因为“自由人的条件是不为 别人的利益而劳动”，而手工业者不同于奴隶的地方，仅在于他们附属于所有人而不是 某一个人[39]（1367a32-33）--这种劳动观念是奴隶制毒化社会关系的恶果之一；对于 贵族，“虽然一个显要人物不能以自己的经济活动定其地位，但他仍因自己在商业或农 业上有经营技能而感到自豪；这是一种受人欣赏的才干，是另外一种优良品质。”[27] 这种差别的关键在于，一个世袭财产的占有者本质上是没有职业的，或者说他的职业就 是财产的所有者，“为了获得此项所有权，他无需去进行什么活动。他只需要这样地生 活。他显然需要经营自己的世袭财产，但这实际并非真的工作，不如说是行使自己的财 产所有权。”“这个家族最好建立在土地的所有权上面。但并非唯一的方式。商业、手 工业或借贷活动也可以作为世袭财产进行经营，而不一定要成为牟取利润的无个性特征 的机构。”他们甚至可以是“真的有地产的企业家，兴趣在于赚取利润。他们合理地组 织经营活动以迎合市场的需要。不过作为这种理性活动的基本原则，并非扩大收入，有 如资本主义的企业家那样，而是经营一块世袭财产以便传之于儿孙。这种世袭财产之继 承并非如法理学家所理解的那种随遗嘱生效而同时发生的方式，它以家族的延续为基础 。”[27]这样的理念自然并不妨碍贵族们去反对单纯为追求利润进行商业活动的“不道 德”行为，同时又容许自身对商业利润的追逐。
    哈斯布鲁克还认为，希腊贵族的经商活动带有被迫性质，如前述阿尔克墨嗡、安多西 德都是在流放的过程中才以商维生[37]（p28）。这样的结论首先难以自圆其说，他在同 一本书的另一场合认为，除了直接参与海外贸易外，更多的贵族可能并不亲力亲为，而 是任用职业商人作代理，自己以闲置资金投入，从而也转化为希腊社会的“新贵族”[3 7]（p9），考虑到贵族对闲暇的重视和对政治活动的热衷，这类以隐性形式与商业发生联 系的“新贵族”应更为普遍。再者，具体到这个问题，所谓“流放”，既不剥夺当事人 的地产，也不实质性妨碍其从地产中取得收入，若这些贵族有足够的地产，当不至于“ 被迫”经商。但问题是，雅典纯粹的土地贵族的经济实力是有限的（注：雅典历史上最 大的两宗地产为亚西比德和尼科菲谟之子阿里斯托芬所有，其规模均在300普勒提隆左 右，价值4塔兰特又1000德拉克玛，在地方领土国家，仅相当于中等地产。参见柏拉图 ：《亚西比德》，123c；吕西亚，XIX，42。），而作为政治精英的土地贵族又大都聚居 城内（注：据统计，公元前五世纪的知名政治家中，除泰米斯托克利外，全部来自雅典 城及其近郊。参阅P.B.Manville,The Origins of Citizenship in Ancient Athens,Princeton,1990,pp.17-18.），这些人如何维持日常生活及从政的费用（包括必不可缺 的公益捐助）？老管家伊文基卢斯这样为伯里克利理财：“田里的出产全都出售，而家里 的消费品又都从市场上买回。”[21]（16）至少对移居城镇的贵族而言，这种以市场为中 心组织生产与消费的作法当有其代表性。但像前述西蒙那样散私财以济众，将地产上的 果实任由乡人摘取的情形，则必有其他的商业来源。（注：考虑到其家族曾在科尔尼索 斯从事海外殖民的历史，这种情形就可以理解了。）这些远离乡土的土地贵族，他们在 城市环境中与商业经济所发生的必不可免的种种联系，是他们能够成为工商业的政治代 言人的现实基础。
    五
    由于上述的原因，雅典贵族在民主政坛上一度以主角自担。但从民主政治的全过程来 看，这种现象仍不过是贵族政治被和平取代之后的非制度性遗存，到它不复存在之时， 民主政治才进入其纯粹的形态--平民政治。因此贵族领袖的存在并不改变民主政治的 社会基础在于工商业者这一命题。无论“贵族派”还是“民主派”，要想成为民主政体 下的领袖人物，首要的前提是：取得民众的支持，或至少不把民众推向对立面。从这个 意义上，西蒙的私财济众与伯里克利的公职津贴，实为异曲同工，都同样充满了平民主 义的精神。
    在近代英国，即使从“1689年的妥协”（光荣革命）算起，到1832年议会改革，贵族垄 断民主政坛的时间也要长达140年左右；古代雅典的同类现象则短得多，从公元前508年 克里斯提尼改革标志民主政体正式确立，到公元前429年伯里克利去世，不到90年的时 间。此后这一现象进入式微时期，一批工商业背景的平民领袖，如鞣革作坊主克列昂（Kleon）、灯具作坊主希帕波鲁斯（Hyperbolus）、七弦琴匠人克里奥芬（Kleophon）等的出 现，改变了贵族垄断雅典政坛的局面。这一嬗变在古典作家眼中，无疑一场政治灾难。 亚里士多德说克列昂“是第一个在讲坛上大声叫嚣和使用粗鲁字眼的人，他对听众高谈 阔论时，长袍总是低低地束在腰间。他的前任们讲话却文雅而有条理。”“克里奥芬之 后的那些民众领袖，则有意地夸大其辞，以迎合大多数人的趣味，而他们的目光却只是 盯在眼前利益上。”[18]（28，3）约当公元前345年的艾斯奇尼（Aeschines）这样羞辱他 的政敌提玛库斯（Timarchus），说他“在公民大会上甩掉外套，青筋毕露，……道德之 士不忍卒睹，深感让这样的人引领政坛，将是我们城邦的耻辱。”[40]（26）透过这些攻 击性言辞，可以明显觉察到一种有别于此前绅绅贵族的真正平民主义的领导风范正在形 成。
    康纳认为平民领袖的出现标志着雅典民主政治的重大变化。这个变化从伯里克利开始 ，而在他死后得以完成。在伯里克利以前，雅典的政客们主要依靠政治盟友或政治小集 团的合作来取得公民大会的多数票。但从伯里克利开始，政客们改变了以往的做法，直 接面向民众，或巧言令色，说服他们；或向他们妥协，满足其愿望，以换取政治上的支 持。康纳认为，同以往的政客不同，这些平民领袖大多来自“新贵”，而不是出自传统 的贵族家庭，故称其为“新政客”[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