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并非不言自明的真理。它与其被看作一种普遍性权利的实现，不如说是一种特权 的扩大。贵族意识则在这一过程中以其先入为主和智力优势成为塑造民主意识的难以逾 越的障碍。到古典时代，便明显呈现社会存在与思想意识形态的分离倾向，不仅有发达 的工商业的现实与“贵农贱商”思想的并存，更有雅典民主政治的平民化与意识形态贵 族化的齐头并进。民主政治的体现者是以工商业者为主体的所谓“普通人”--mass， 然而这一名词在古典典籍中往往等同于“暴民”（okhlos）、“穷棒子”（penetes）、“ 次等人”（kheirous）、“无赖”（poneroi）、“小人”（phauloi）等蔑称；贵族在道德和 美学上的价值却日益凸显，贵族开始称为kaloikagathoi，前半部分kaloi意为“美好、 优雅”，后半部分agathoi意为“高尚”、“杰出”。别的称呼还有“绅士”（eugeneis ,gennaioi）、“道德之士”（khrestoi）、“显达之士”（gnorimoi），或索性就称“好人 ”（beltious）（注：希罗多德，Ⅰ，196，5；修昔底德，Ⅱ，65，2；Ⅵ，53，2；老寡 头：《雅典政制》，1，2，4-9；色诺芬：《回忆录》，Ⅳ，2，37；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1293b34-42；1304b1）。
    古典时代民主政治的急剧发展，使原来只是贵族诸活动领域之一的思想领域越来越具 有精神避难所的意义，部分贵族（如柏拉图、色诺芬等）越来越具有“精神贵族”的意味 ，更加大了贵族与普通民众在智力和文化水准上的落差。贵族，这一特定社会群体的文 化价值观念便在相当程度上转化为整个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至少成为其核心。概而言 之，这种文化可以归为外向型的“耻辱文化”，以区别于中世纪基督教内敛型的“罪感 文化”，也就是说，在贵族们看来，他们行为的标准在别人的看法，而不在内心的自省 。他们要通过战争的凯旋、体育竞技的胜利、公益捐助的慷慨以及民主讲坛上的口若悬 河，竞相在公众面前展示其勇敢、富有、大度、博学等贵族美德（注：这种文化的最早 表达是在《荷马史诗》中。）。贵族们追求超越与卓著（arete）的积极人生态度和文化品 格在贵族化的社会意识氛围中总能得到积极回应，又恰与民主政治对公民参与的要求不 谋而合，这是他们能够融入民主社会，并长期垄断雅典政坛的重要文化背景。
    普鲁塔克认为梭伦关于惩处“在公民集体的重大争论中”不明确表态者的法律是“最 为独特和奇怪的”（注：《梭伦传》，20，1；史实又见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8 ，5。）。事实上，梭伦的做法是完全合乎他所生活的时代精神的。伯里克利在阐述公民 与政治的关系时也强调：“对那些不参与政治的人，我们不认为他们是超脱自由的，而 认为他们是无用的。”[5]（Ⅱ，40）城邦政治的内容被归结为战斗精神，或是对它的体 验。城邦要求于公民的乃是现代国家要求于公务员的私人道德品质。柏拉图批评那些“ 不留一点闲空去做私人财产以外的事情”的人，认为他们不配“贵族”这样光荣的称号 [33]（831c）。因为贵族正是奉献精神的象征。尽管这样做并非出于“民主”的愿望。在 重装步兵方阵的集体主义平淡取代了贵族单打独斗的技艺展示之后，慷慨捐助就成了贵 族子弟猎取公众声望的重要途径了。雅典城邦对其公民既不征收固定的财产税，也不课 以固定的人头税，公共服务的费用主要由富人以捐助的形式来承担。然而，真正的贵族 并不回避这种义务。贵族将财富捐赠出去，既可显示一番，又有使财产合法化的目的。 因此这种炫耀性的赠礼不但是自发的，亦有自我服务性质。它虽不像捐税那样是法定的 义务，却有道德上的强制力。对斗士而言，这种道德规范还极其严格，须全力以赴，不 能无谓地剥夺自己的献身精神。史载，亚西比德每每为公民大会上对许诺捐献者所报以 的热烈掌声所激动，于是他总是提出数额更大的捐献，以期引起更为热烈的掌声[34]（1 0，11）。“西蒙如僭主般富有，他不仅慷慨地为公共服务捐助，而且资助许多同村公民 。拉西亚德村的村民每天都可以进入（西蒙的田庄内）自取果实。伯里克利的财富不足以 如此花费，所以达英尼德斯……劝他把人民自己的财产分给他们，于是他提出了给陪审 团成员补贴的措施。”[18]（27，3-4）贵族之间围绕权力的角逐和竞争，客观上却成为 民主政治的推进剂。克里斯提尼和伯里克利等出于击败对手的动机，先后推出一系列旨 在争取民众的改革举措，这些遂成为雅典政治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式事件。对贵族个人而 言，他们在政治生活中的众望所归，则通过他们的捐助行为和对这种行为的“感恩”心 态（注：在雅典人中普遍存在的“感恩”心态，是形成捐助制度的另一种文化要件。即 是说，他们对捐助者存感激之心，同时，捐助者自己也期望得到回报。在雅典的诉讼演 说中，当事人夸耀自己捐助的慷慨而攻击对手的吝啬，成为司空见惯的做法。（安提芬 ：《四部曲》（Antiphon,Tetralogy），I，B12；吕西亚，XXV，12.））而成为现实。财富 因服务于政治活动而被证明是正当的，反过来政治又转化为富人才有的特权，这就是政 治现实主义。
    四
    雅典贵族固然不乏固守土地之辈，但在希腊世界这样商业和殖民都相对发达的地区， 贵族的商业化是一个突出的现象。希腊世界的第一批海外贸易者就是贵族（在非严格的 意义上还包括海盗），尽管不可避免地带有“礼物经济”的性质[35]（1，182；4，80-92 ；8，159；19，282）。在《荷马史诗》中，阿伽门农的兄弟墨涅拉俄斯（Menelaus）“率 领船只漫游异国，赚了不少黄金”[35]（3,301-302）。欧涅俄斯（Euneus）的友情赠送， 怎么看都像是达成交易的敲门砖：“从勒谟诺斯来了许多艘船，载来美酒，/这些是雅 宋之子欧涅俄斯派来的船，/雅宋之子吩咐把一千斗芳醇赠予/阿特鲁斯之子阿伽门农和 墨涅拉俄斯。/而长发的亚该亚人就到船上来换酒，/有些用铜，有些用闪光的铁，/有 些用皮革，有些用整群的牛，/还有些用囚奴来换取”[36]（7，468-475）。梭伦远游东 方时曾从商筹资（注：普鲁塔克：《梭伦传》，5，25；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11 ，1。关于这一史实的可信度，请参阅王瑞聚：《梭伦经商应为信史--对郭小凌先生< “梭伦经商”考>的不同意见》，载《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柏拉图为支付其旅行费用也卖过橄榄油[17]（2）。哈斯布鲁克认为，在当时国际贸易只 能采取以物易物的背景下，这是资助出游的唯一方式，他据此认为希罗多德在漫游东方 时也肯定做过商人[37]（p13-14）。作为希腊农业论者的他这样说，无非想取消贵族商业 的“有意性”，但他同时也把贵族商业泛化了：试想，每一个人出游（这在雅典贵族中 是极普遍的）都要带上当地的特产以备易地交换，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商贸图景啊；而且 ，一旦从这种“无意为之”的商业中大得其利，谁又能禁止它进一步发展成“有意为之 ”的专业贸易呢？希罗多德绘声绘色地告诉我们，阿尔克墨嗡怎样谒见吕底亚国王，怎 样从国王的金库中带出他所能带出的大量黄金，他蹒跚而出，靴子、头发和衣服都满挂 金尘。由此推断，这个雅典民主的灵魂式家族，其巨额财产靠的是与吕底亚的贸易，所 以他们在身处流放之时还能以巨资承修德尔斐神庙，并且自费把原规定用石灰石修建的 殿堂正面改为大理石，由此取得这个著名神庙的政治支持。雅典著名将军尼西阿，作为 贵族派领袖无疑拥有土地，但他更热衷于银矿经营，为此他曾不惜以1塔兰特白银的天 价购买一名奴隶出身的银矿经纪人[38]（Ⅱ，5，2）。出身贵族世家，又作过雅典海军统 帅的安多西德（Andocides），一旦被流放，即迅速把他的海外关系转化为商业资源，他 在马其顿的朋友阿奇劳斯（Archelaus）向他提供大量木材，然后高价卖予驻扎在萨摩斯 岛的雅典海军；谷物、金属原料一类商品也在他的经营之列（注：吕西亚，6，19；49； 安多西德，Ⅱ，11。）。至于米泰雅德家族在科尔尼索斯的海外殖民和庇西特拉图在色 雷斯经营银矿更是众所周知了。这些商业化贵族与平民工商业者在经济行为上的趋同性 ，是他们在民主时代仍能充当工商业代言人的物质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