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根据传说，阿提卡原本就是被放逐的英雄们的庇护之所[5]（I，2）。雅典显贵们的外邦 血统证明了这一点。庇西特拉图和阿尔克墨嗡两家族都源自派罗斯，米泰雅德的祖先在 厄吉那，伊萨哥拉斯（Isagoras）是卡里亚血统，雅典国王科德罗斯属于荷马史诗中提到 的派罗斯王涅斯托尔（Nestor）家族（注：其余的例子详见A.Billheimer,Naturalizationat Athens,Gettysburg,1922,pp.25-27；A.Diller,Race Mixture among the Greek,Urhana,1937,Ⅲ，91n.34.）。一些学者在对古雅典的氏族和胞族组织进行研究后认为， 古雅典的氏族部落组织实质上并不像传统上所认为的那样，是拥有共同祖先的亲族团体 ，它们在最初形成的时候，根本就与血缘无关。格德奈尔认为，雅典氏族纯粹是一种“ 私人性质的宗派结合”，是一些大贵族为追逐宗派利益自愿结合而形成的，因此，它们 “在本质上是一种贵族组织”，目的在于“维护名门和富豪的世裔。”[13]安德鲁斯也 持此见，认为它们都是些排他性的贵族团体[14]。曼维里认为，把古雅典的氏族完全看 作贵族组织，未免失之偏颇。有证据表明，古雅典的氏族是分成许多种类型的，除贵族 氏族外，还存在着完全由祭司组成的“祭司氏族”、由近邻村社组成的“村社氏族”等 。不仅如此，雅典氏族的这种非血缘原则也同样适用于它的胞族组织，即它的胞族最初 可能也是从荷马时代的近邻组织发展而来的[15]（p61；p63）。这样，所谓古雅典的“氏 族部落体系”其实带有强烈的非自然的人为色彩[16]。该体系结构上的整齐划一也证明 了这一点（注：传统认为，雅典共有四个部落，每个部落分三个胞族，每个胞族又分为 三十个氏族。在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的一个断片中，甚至还把这些数字与一年的季 节数和月份数以及每月的天数对应起来。见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商务印书馆， 1959年，第3页。）。这些情况说明，作为贵族政治基础的血缘制度在雅典具有假定性和 虚拟性，这一方面意味着贵族政治在体制上的脆弱性和易逝性，另一方面又意味着作为 个人的贵族可以通过采取变通的政治手段（如家族间的联姻），继续其政治生命，而不必 沦入与贵族政体同样的命运。
    与东方的甚至罗马的领土国家相比，城邦贵族的经济基础先天不足。表现在土地占有 ，据估计，梭伦改革时服重装步兵役的双牛级至少需12公顷土地才能生产满足标准的20 0麦斗收获物，维持一个“温饱型”家庭也需4公顷；而前6世纪雅典最大地产不超过30 公顷，仅相当于供养2-3个双牛级或7-8个“温饱型”家庭（注：参阅陈勇：《论希腊 早期僭主》，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5期；佟小冬：《关于希腊“古风时代 ”的若干问题》，载《内蒙古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雅典贵族可能是历史上最 疏离土地的贵族了：狭小的地产不足以吸纳他们全部的经营才能和精力。在构成古风时 代三大特色的海外贸易、探险和殖民中，到处可见贵族的身影。他们在商业冒险中注入 资金，从事战争和海盗掠夺，为东方王公充当技艺娴熟的雇佣兵，在国际性的四大赛会 上（Olympic,Pythian,Nemean,Isthmian）争强斗勇，又率众殖民，游历海外，结交同侪 ，追求与外邦显贵的联姻（注：比如，米泰雅德家族与科林斯的僭主库普塞洛斯家族有 姻亲关系；克里斯提尼的母亲是西息温人；泰米斯托克利和西蒙的母亲都是色雷斯人； 梭伦（残片，13）认为一个幸福的人应该拥有可爱的孩子、宝马、猎犬和“一个国外的朋 友”。）。相对而言，雅典贵族并不抱残守缺、固步自封，其见多识广和广泛的海外活 动空间，使他们在应对本邦的社会危机时，表现出更多的灵活性和变通本能。对王权的 剥夺就是一例。从多利亚人进入希腊大陆之始，希腊王权就日渐式微，但标志王权余绪 的“王者执政官”在雅典的长期存在，表明贵族政治对君主政治的制度性取代是在避免 了社会震荡的前提下逐步而平稳地完成的（注：雅典王制结束于科德罗斯之后，据称因 为雅典人认为无人能同科德罗斯的品质和精神比肩，所以不再设王而改设执政官。时为 公元前8世纪初。执政官初为终身职，公元前752年起，任期改为十年；从公元前683/2 年起，改为一年一选，人数由一人增至九人，选举者和当选者都是贵族。）；而今，到 公元前六世纪初期，当日益临近的平民革命使整个城邦共同体都面临崩溃之时，他们再 次表现出了高度的政治圆熟和应变能力，毅然决然地采取妥协与退让姿态，接受来自本 阶级的一名成员--梭伦--的仲裁与调停，将贵族政体自我断送，从而也取得了作为 个人在日后民主政坛上继续扮演举足轻重角色的机会。断送贵族政体的梭伦，正是雅典 末代国王科德罗斯之后[17]（Ⅰ，4），这一偶然巧合所标示的雅典政制嬗变中的连续性 ，乃是产生民主政坛上的“贵族现象”的历史性机制。
    作为规律，在希腊的城邦世界，民主政治的诞生通常要经历僭主政治这样一个扶植工 商、抑制贵族的前奏期。梭伦面对的那种危机，在其他城邦多半会导致僭政的产生（注 ：同样的危机早在公元前7世纪已将科林斯、阿各斯、西息温等邦推上僭政之路。）；雅 典国内也有人劝梭伦作僭主，考虑到梭伦所享有的崇高威望，他完全有可能利用社会的 紊乱将仲裁的权力转化为独裁的现实[18]（6，3；11，2）。可以说，只是梭伦的个人因 素、因而也是偶然因素（比如梭伦淡泊名利的处世态度）才推迟雅典僭主的出现，而促成 民主政治的早产。
    因此，梭伦是在工商业尚未为民主政治提供足够坚实的经济和社会基础的背景下，提 前启动了雅典的民主进程。梭伦鼓励工商的政策表明他在本能地为新政体培基固土。但 新政权的财阀倾向使它无法得到下层工商业者的支持，梭伦的诗人气质又使他幻想通过 一纸法令就可以让国人各安其是。于是，一旦将改革方案付诸文字，他便以大功告成的 姿态飘然离任，而把改革的具体实施和僭主的名号都一并留给了庇西特拉图。梭伦去职 之后，上层工商业者--梭伦政体的真正受益者--无法阻止来自传统贵族和下层民众 两个方面的分离倾向，城邦再度陷入纷争局面。时势的回潮呼吁新的“梭伦”的出现，不是作为诗人和立法者的梭伦，而是带有卫队的“梭伦”。
    梭伦去职之后不久，党争的纷扰旋踵而来。亚里士多德说，“由于党争，他们决定选 举十个执政官，五个选自贵族，三个选自农民，两个选自手工业者。”又说，参与党争 的派别有三，为“平原派”、“山地派”和“海岸派”，名称分别得自党徒所在的地区 [18]（13）。据此，以莱库古为首的“平原派”，代表的主要是在阿提卡平原上（注：主 要指环绕雅典城的平原，这里是旧贵族的堡垒。参阅J.B.Bury前引书第125页。）垄断可 耕地的排他性集团，对于其他集团而言，他们整体带有贵族性，希望回到为梭伦所颠覆 的贵族政治时代。以庇西特拉图为首的“山地派”，即哈蒙德所谓“山地的耕者和牧者 ”[2]，也即梭伦诗中斥为“贪得无厌”[8]（12，3）的那类人。他们曾对梭伦改革寄予 厚望，希望重分土地的奢望能得到满足，因而改革的结果让他们倍感失望，很容易接受 改变现存秩序的煽动，成为对社会极端不满者的政治大本营[6]（Ⅰ，62），以墨伽克勒 斯为首的“海岸派”则代表那些聚集沿海市镇、因工商而致富的人，即中等阶级的主体 。墨伽克勒斯所在的阿尔克墨嗡家族是梭伦大赦令的受益者，根据这一赦令，因渎神罪 而流放的阿尔克墨嗡家族得以重返雅典。这一特殊的经历使他们疏离于一般贵族之外， 而成为梭伦改革的拥护者。这一派是梭伦式民主的社会基础，是梭伦改革的最大受益者 ，代表了维持现状的力量，既不想走得更远，像山地派那样；更不想倒转车轮往回走， 像平原派那样，所以亚里士多德把他们的政纲称为“中间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