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争的最后结果是山地派领袖庇西特拉图建立了僭主政治。它本应在梭伦时代就出现 了，相同的历史背景决定了它与梭伦仲裁政治的异曲同工：它们都建立在社会冲突难解 难分的基础之上。庇西特拉图并没有触动梭伦宪制（注：庇氏僭政的历史使命和全部生 命力正在于他对梭伦宪制的维护。史载，“在所有事情上他都习惯于遵守法律，而不给 自己任何特权。他曾因被控谋杀而被战神山会议传唤，并亲自出庭为自己辩护；但原告 却害怕露面，临时撤诉了，因为这些原因，他得以长期执政，且每次被逐后都能轻易地 恢复其地位。”（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16，8-9）。），只是在这之外加上梭伦 所不曾有的政治铁腕，因而也就实现了梭伦所不曾有的社会稳定，并在此基础上贯彻了 梭伦改革。
    人们往往根据庇西特拉图作为山地派领袖这一点来推断僭主政治代表小农的利益。在 历史上，小农可以追随某一种政治力量，但从来没有哪一类政权是真正代表小农而又能 维持常态的（注：对此命题的详细分析，请参阅拙作：《庇西特拉图：带卫队的“梭伦 ”--庇西特拉图的历史地位谈》，载《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庇氏作 为山地派领袖，只是利用山地派对现存秩序的颠覆力量，他与海岸派领袖阿尔克墨嗡家 族的联姻才是他确立真正社会基础的标志性举动。他为工商业拓展市场和政策扶持的种 种努力也都旨在巩固这一基础。
    梭伦是在相关条件远未成熟的情况下将雅典提前推入民主进程的轨道；反过来为其全 面“补课”的却是此时的庇西特拉图。若没有僭政这段以退为进的为民主政治全面夯实 基础的时期，梭伦民主这个早产的婴儿几乎难逃夭折的厄运。贵族庇西特拉图在“僭政 ”外衣下的民主之功，不容抹杀。
    僭政结束后，在僭政高压下一度偃旗息鼓的党争重新浮出水面。新的党争在伊萨哥拉 斯和克里斯提尼之间展开。伊萨哥拉斯怎么看都像是原来“平原派”的新主人，他的政 纲带有极右的寡头特征，重新审核公民名册正是他的得意之举，此举旨在清除平民工商 业者的政治影响。他麾下的贵族党羽和帮闲者组成政治俱乐部（hetairoi），为他当选公 元前508年的执政官立下汗马功劳。克里斯提尼作为前“海岸党”领袖墨伽克勒斯之子 ，理应继承“海岸党”人的事业，但在僭主时代，作为海岸党的社会基础的工商业上层 几乎整个被庇西特拉图的重商政策所收买。在庇氏与阿尔克墨嗡家族的政治联姻破裂后 ，工商业者继续留在庇氏阵营，以致阿尔克墨嗡家族无法从国内取得支持，不得不转而 依靠斯巴达军队和少数“职业革命家”来发动政变。而今，这些“职业革命家”也以政 治俱乐部的形式支持新的掌门人-克里斯提尼。但随着伊萨哥拉斯的当选，斗争的性质 发生变化。克氏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同党力量的不足，于是采取重大步骤，把统一战线 扩展到普通民众那里，提出了“旨在获取平民好感”[18]（22，1）的“授平民以公民权 ”[18]（20，1）的政治改革纲领。这里两次出现的“平民”（the masses）在古典语境下 有特殊内涵，指涉的并非一般民众（demos），而是除富人和农民之外的普通工商业者（注 ：比如老寡头（《雅典政制》，Ⅰ，2，14）曾说过：“雅典的农民和富人比平民（the masses）更倾向于同敌人和解，因为后者完全清楚，（在战争中）被烧和被毁的都不是他 们的财产，因此（面对敌人）信心百倍，无所畏惧。”），即在阿提卡农村不拥有不动产 的群体。伊萨哥拉斯要“重新审核公民名册”（diapsephismos），针对的正是这批晚近 移居雅典，因而只能以工商业谋生的人们。可是，按照梭伦鼓励手工业者移居雅典的法 律，他们理应得到公民权。可见，重新审核公民名册的举措实质是对梭伦有关立法的修 正（注：有一种观点认为，剥夺部分人的公民权，是因为他们的公民权授自非法的僭主 。相信这只是借口而已，真正的原因是，他们作为要求平等的民主力量，是伊萨哥拉斯 重建寡头政体必须首先清除的。）。大概在梭伦去职之后的动荡时期，这一企图便初现 端倪了，所以才有人“因血统不纯而担忧”，而加入庇氏阵营[18]（13，5）。而今他们 的担心证明并非多余。只是现在的他们已今非昔比，他们从梭伦及僭政鼓励工商和城市 化的政策中大受其益，自梭伦以来八十余年的时间已足以成长几代工商业者了；更重要 的是，他们代表了雅典的未来，或迟或早总要按他们的原则改造雅典的社会政治，而对 他们的排斥加快了这一时刻的到来。有着商业背景的克里斯提尼主动向他们邀宠，他们 则从克里斯提尼的改革方案中找到了政治的代言者。只有他们才是打破血缘藩篱的克氏 改革的真正受益者，他们的支持则是克氏重返权力舞台的力量源泉。凭借这种支持，克 氏在伊萨哥拉斯尚在位的公元前508年就提出了他的改革方案，从而击败伊萨哥拉斯， 从制度上基本确立了雅典的民主政治。
    伊萨哥拉斯的落败，并不标志贵族势力的一败涂地；民主政治亦非工商业者的“一言 堂”。贵族阶级利用传统的政治影响和民主政治的宽松环境，在后克里斯提尼时代的政 坛上结成所谓“贵族派”，与工商业者组成的民主派相抗衡。作为一个阶级的贵族，人 数不多，但有效的组织弥补了人数的不足，家庭宴会（Symposion）作为贵族特有的社交 方式（注：尽管不排除来自其他阶层的附庸者参加，参阅阿里斯托芬：《马蜂》，第113 1-1264，1292-1449行。），和政治俱乐部一道被组织起来“影响法律诉讼和选举”[5 ]（Ⅷ，54）。而伯里克利、克里昂一类更多地将权力根植于公民大会的民主派领袖，则 因这一类组织的贵族意味避之犹恐不及，这也是民主派与贵族派在政治策略上的重要区 别。
    这样，雅典古典时代的政治斗争经常表现为民主派与贵族派之间的斗争。桑西普斯、 泰米斯托克利、埃菲阿尔特斯和伯里克利经常被称为民众领袖（Prostatai tou demou） ，也就是民主派领袖；米泰雅德、阿里斯泰德、西蒙和修昔底德则被称为贵族派领袖（Pro statai tou gnorimoi）。当然，斗争都是在民主政体的框架内进行，而且双方的领 袖均为贵族。但是，除了埃菲阿尔特斯被刺以外，民主派与贵族派每一回合的捉对厮杀 （注：桑西普斯vs米泰雅德，泰米斯托克利vs阿里斯泰德，埃菲阿尔特斯、伯里克利vs 西蒙、修昔底德。），都以民主派的胜利（贵族派领袖被流放）而告结束。这是符合雅典 历史发展趋势的，因为在一个日益城市化的城邦社会里，工商业者的队伍与力量总在壮 大，相形之下，传统贵族的影响则日益式微。进而言之，这一趋势还可延及雅典民主进 程中的其他关键时期，比如僭政和克里斯提尼改革前夕的党争，每到这样的时期，原先 潜伏的社会矛盾趋于公开和激化，结果总是因策略需要而站到民众一方的派别主宰了时 局，从而每一次危机的解决都推动了民主政治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