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这些政治领袖，虽出身贵族，但一旦步入民主政坛，均不得不发生某种程度的异 化，不得不把执政的社会基础转移到工商业阶层之上，他们推行的内外政策也不得不主 要着眼于该阶层的利益。所谓“民主派”与“贵族派”的差别严格讲来，仅体现为对工 商业者的关注程度，后者更多地兼顾贵族的利益。对于这些政治人物，重要的不是作为 贵族的阶级属性，而是作为政客的公众身份，即是说，所谓“贵族”的出身对他们的政 治倾向和政策制订并不能有太多的喻示作用。当聚居城市的工商业者（即史籍中的“群 氓”）充塞着雅典的各大民主机构--公民大会、五百人议事会和陪审法庭（注：阿里斯 托芬：《马蜂》，第300-313行；伊索克拉底，Ⅶ，54;Ⅷ，130；XV，152；J.H.Kroll,Athenian Bronze Allotment Plates,Cambridge,Massachusetts,1972,9n.2,83n .21.），这些视仕途如生命的政客们，除了充当他们利益的代言人，进而取得城邦的领 导权之外，岂有他途？“欺骗和独裁的政府只适用于统治分散的农民群众，但若要以此 去凌驾于城市里集中的实业家、名匠和计酬工人的群体之上是相当困难的，它最好让他 们‘自己’的富人去管理。”（注：顾准前引书，第158-159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在工商业阶层成熟到可以从自己阵营中产生政治领袖之前，政治领袖只能从富有从政经 验的现成的贵族阵营中选择，主动回应这种选择的贵族人物则取得工商业阶层的支持。
    毋庸讳言，这里存在着赤裸裸的政治交易。即便对那些“民主派领袖”而言，民主也 未必是他们的理想，更多地只是权谋和工具。拿民主政治的灵魂阿尔克墨嗡家族来说， 在历史上，他们既与吕底亚国王过从甚密，又与西息温僭主结过“秦晋之好”（注：阿 尔克墨嗡的儿子麦伽克勒斯娶僭主克里斯提尼的女儿阿伽里斯特为妻，这才有了雅典民 主的确立者克里斯提尼。），与庇西特拉图和贵族派领袖西蒙也存在政治联姻。该家族 的女方成员伯里克利和亚西比德也不是铁杆的“民主主义者”。老寡头说伯里克利属于 “站在人民一方，但本性并非民主的少数人”[19]（2，19）。亚西比德两次从民主的雅 典叛逃，后一次还是他帮助恢复的民主。公元前418年为免遭陶片放逐，曾同贵族派的 尼西亚结盟，导致无辜的西波布洛斯被流放，使陶片放逐法声誉扫地。诚如时人佛里尼 库斯（Phrynichus）所言，亚氏关心的并不是建立什么样的政体，而是他个人的仕途[5]（ Ⅷ，48）。应该说，这一评论大抵适用于所有出身贵族，却成为民主派领袖的雅典政客 们。
    克里斯提尼改革并没有废除旧的血缘组织。氏族、胞族、部落与新的地域组织并存且 仍在相当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发挥作用[11]（p191）。比如，法令规定，在德谟中被授予 公民权者仍应被纳入传统的部落、胞族组织[20]（p143）。部落、胞族和氏族还选举自己 的官长，通过章程，在公民宗教、军事生活中仍起很大作用。重要的是，克里斯提尼对 贵族政治的制度性打击，并没有、也不可能触及贵族政治的核心，家族。而在历史上， 盘根错节的家族势力及其联姻，才是贵族力量的基点所在。这些，再加上贵族教育的私 人性，以及政治经验和政治基业在家族内的累世传承与积累，使雅典政坛出现“家族政 治”的现象：政界领袖大都出自为数不多的几个贵族世家，且政治倾向具有明显的家族 遗传性。西蒙就继承了父亲米泰雅德作为贵族派领袖的衣钵，伯里克利时代民主政治的 高度繁荣显然是对其舅公克里斯提尼的民主改革事业的发扬光大。雅典的政坛风云甚至 可以简化为家族纠葛。伯里克利与西蒙的对立就有家族宿愿的因素。伯氏之父桑西普斯 曾于公元前489年指控过西蒙之父米泰雅德犯有欺骗人民罪，要求法庭将他处以死刑。 后来，可能为共同对付泰米斯托克利的权力挑战，伯氏母方的阿尔克墨嗡家族于七十年 代前期与西蒙所在的费利德（Phileidae）家族联姻，暂时弥和了双方的怨隙。但到七十 年代后期，随着泰米斯托克利退出政坛，双方矛盾再度公开[21]（10，5），结果是西蒙 被流放于公元前461年[22]（16-17）。出身名门在贵族政治中是首要条件，在民主政治中 则是重要的资本。
    民主政坛却由贵族人物来主宰，换言之，民主政治的领袖人物与其社会基础分属不同 阶层的现象，不只出现在古代的雅典。众所周知，近代英国的议会民主是资产阶级革命 的产物，但直到1832年议会改革之前，英国议会实际上由贵族把持。当议员是土地贵族 的特权，不仅保守的王党由贵族组成，直接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民权党也由贵族组成。 政治斗争在现象上表现为贵族之间的派别之争。顾准指出，“19世纪及其前，英国资本 主义猛烈发展时期，资本家的任务是打算盘，挣钱。大官、将军、大使以至其他权势职 务，全由贵族包办。”[23]（p273）这也没什么值得奇怪的，英国贵族早就资产阶级化了 （即变成所谓“新贵族”）。顾准的这段文字可能受了马克思下述论断的影响：“1689年 的妥协很容易就达成了。‘俸禄和官职’这些政治的战利品留给了大地主家庭，其条件 是充分照顾金融的、工业的和商业的中等阶级的经济利益。而这些经济利益，在当时已 经强大到足以决定国家的一般政策了。在细节问题上或许发生过争执，但是总的说来， 贵族寡头非常清楚，他们本身的经济繁荣同工商业中等阶级的经济繁荣是有不可分割的 联系的。”[24]（p350-351）由此反观雅典，则贵族代表工商业者的现象，也并不意味着 对本阶级的真正背叛。毕竟，贵族和自由工商业者都不过是雅典统治阶级内部的不同利 益集团而已，况且，他们的经济利益在商业经济日益扩张的背景下已越来越趋于一致了 。
    在上述民主政治由奠基到确立进而繁荣的过程中，贵族从两种意义上起过重要作用： 从消极意义上，若没有全体贵族所表现出的识大局、明进退的眼界和策略，民主进程还 要曲折得多。从积极意义上，部分贵族能够跳出阶级利益的狭隘局限，自觉不自觉地将 自己定位为工商业者的代言人，为民主政治提供了能够普遍认可的领袖人物，从而有力 地推动了民主进程的发展。即便是作为政治反对派的贵族派的存在，对于民主政治的健 康发展也是不可或缺的制衡因素。可以这样说，没有雅典式的贵族，也就不会有雅典式 的民主。试想，如果雅典贵族在上述进程中采取负隅顽抗的姿态，民众对贵族则视若仇 寇，这样建立起来的民主政治还会是雅典这种充满宽容与多元精神的民主吗？甚至建立 于激烈阶级对抗之上的政体还能叫民主吗？--尤其在城邦条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