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德谟斯梯尼曾在陪审法庭上这样羞辱阿伊斯辛涅斯：“我比阿伊斯辛涅斯更有钱，我 的出身也比他更高贵。我并不愿意被看成有侮辱贫穷之意，但我必须说，我自孩童起， 命运就安排我上了好的学校，并有足够的财产免于被迫完成令人难堪的贱役。至于你， 阿伊斯辛涅斯，从孩提时代，命运就迫使你在父亲授课的教室里象奴隶一样地扫地…… ”[25]（10）。这并不是适合“侮辱贫穷”的地方，因为担任陪审员的相当一批人是贫困 潦倒、依靠西奥波尔的津贴维生的人[26]（300-313）。但德氏非但没有激起众怒，而且 在诉讼中大获全胜。
    德谟斯梯尼时代已临近雅典民主政治的终结期（公元前四世纪中后期）。这样的事例说 明，在整个民主政治时代，雅典平民并没有创设真正属于自己的价值清单，以与贵族观 念相区别。一方面，人民作为整体要求平等与公正，要求作为分母参加公民大会，要求 人云亦云地参加陪审法庭；另一方面，他们对显赫公民的尊重，对闲暇的高度评价，仍 然没有改变，一旦需要作为分子来提出议案或领导表决，他们则要求并期待有声望的人 出面。“对人民而言，参预政治是一种有关体面的事，一种在权势者面前维持自己尊严 的方式。人民只有在政治舞台上才能重新发现个人的自豪感，正如以后时代中他们在教 堂里才能和社会上大人物平起平坐一样。政治民主曾是人民的鸦片。”[27]民主政治的 程式化制度和物质性设施已经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则远未形成，仍沿袭前民主 时代的遗产，这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
    其一“是贵农贱商”的社会经济理念。这是经济领域内的非民主倾向，但又不限于经 济的层面，其着眼点在于道德的和政治的层面，即为城邦培养合格公民。苏格拉底说， 农业“能给心力留出更多的空闲时间去照顾朋友和城市的事情”，“它可以锻炼出最好 的公民和最忠实于社会的人。”手工劳动损伤身体因而损伤精神，而且，“这些粗俗的 所谓技艺使人没有余暇去注意朋友和城市的事情，所以从事这些技艺的人被认为不善于 与朋友交往，也不能保卫他们的国家。”（注：色诺芬：《经济论？雅典的收入》，商务 印书馆，张伯健译，1961年，第12页。此类言论还可参阅柏拉图：《法律篇》，Ⅷ，84 6，848；Ⅺ，919。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56b9-1259a36；1277b-1278a；1316 b；1319a；1328b-1329b；1330a；1337b11-21.）自然，这里的“农”者，非指农民， 而是经营农业的土地贵族，换言之，是农场主（farmer），而不是农民（peasant）。赞美 农业，原因不在农业本身，而在它对维持传统贵族生活方式的意义--在雅典，以所有 者身份从事土地的经营和管理是贵族的标志。农业本身并不高贵，亚里士多德主张土地 最好由奴隶耕作，或者退而求其次，由农奴耕作。在治理良好的城邦里，公民“一定不 能是农夫，因为闲暇无论对于美德的培养，还是对政治义务的履行都是必须的。”公民 美德“只适用于不须为生计而劳动的人们而已。”[8]（1328a-b）劳动在奴隶制的古代 世界被视为类似惩罚的东西，尼采说，对希腊人而言，劳动和奴隶制一样都“既是不体 面的，又是必需的。”[28]由此可见，“贵农贱商”的实质是对体力劳动的轻蔑。在古 希腊语中，表达“不工作”的词是schole，意为“悠闲”，而“工作”却只能写成否定 形式的ascholia，意为“缺少悠闲”。这一现象传达出来的信息是：只有悠闲才是正常 的生存状态。有闲是一种优秀品质，一种美德，它可以创造权利。“贵农贱商”所折射 出的，正是希腊文化强烈的贵族性质。
    其二是新贵族政治的理念，这是政治思想领域的非民主倾向。新贵族政治的理念可上 溯至毕达哥拉斯和赫拉克利特，中经德谟克利特，到苏格拉底那里有了更明确的表述[2 9]。他从美德即知识出发，主张“知识治国”，“专家治国”，反对雅典的抽签选举和 轮流执政，认为抽签选举“……不要求其领导者具有任何特殊的知识，它将社会的命运 委之于缺乏真知灼见的人们手中。”[30]柏拉图的“哲学王”思想是对“知识治国”的 深化，其特点是，并非一般地肯定知识和“知识贵族”的价值，而是肯定哲学家的特殊 重要地位。他认为，真正的哲学家本人并不贪求政权，但为了他人和国家整体的利益， 哲学家又必须进行统治。不是哲学家需要国家，而是国家需要哲学家，因为哲学家是智 慧、理性的化身。而国家若不以智慧、理性为治国之本就谈不上正义。因此，哲学家的 统治具有历史必然性。
    从字面上看，这种可称之为“知识贵族”或“精神贵族”的新贵族，与重视出身和财 富的传统贵族具有明显的不同。但是，富者以富傲贫，贵者以贵傲贱，智者以智傲愚， 在且贫、且贱、且愚的下层人面前，富贵者与智者很容易找到共同的立场。而且在分工 粗糙的古代社会，不同种类的优越性往往积累在一起，倡导新贵族政治的古典作家几乎 都出身贵族。因此，新贵族政治与传统贵族政治到底有多大的区别，恐怕只能是一个纯 理论的问题。因此，当亚里士多德说出“贵族政体的主要特征是以才德为受任公职的依 据；才德为贵族政体的特征正如财富为富人政体的特征、自由人身份为平民政体的特征 ”[31]（p199）时，这里的“贵族政体”指的究竟是新贵族政治还是传统贵族政治，大概 只有亚氏本人才搞得清楚。
    但新贵族政治与民主政治的巨大差异却是显而易见的。古典作家们普遍表现出了对民 主政治的巨大的不信任。亚里士多德认为民主制是所谓“宪法体制”的变种，是单纯照 顾下层人利益的不合理体制[8]（1279）；其中用津贴鼓励下层民众参政，从而主宰城邦 事务这一类极端的形式，是最坏的形式[8]（1318）。柏拉图指责民主政体下的自由被滥 用，每个人都可以恣意妄为，这样就破坏了城邦的和谐（注：《理想国》，496a-e；55 7a-558c；562b-563e；《法律篇》，701a-b。）。在剧本《祈求的妇女》（Suppliantes）中，幼里披底斯借底比斯使节之口集中表达了对民主政体的非难之辞：暴 民专政，多数下层人对少数社会精英的剥夺；滋生投机之徒，迎合民众以谋私利，嫁祸 于人以洗脱罪责；忽视民众教育，容易受人蛊惑并煽动对富贵者的仇恨[32]（399-441） 。显然，推动古典作家们苦心构建新贵族政治理论的正是这样一种声音：“一个人既处 理自己的私事--当然每人各不相同--又从事公共活动，是可能的。”“贫寒也不应 使人（在政治上）湮没无闻”[5]（Ⅱ，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