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附论和世界体系分析
    然而，在70-80年代的时候，现代化分析理论面临着一个持续的挑战，批评者关注现 代世界的动力并且构建了替换现代化分析的观点。（注：For Studies of these schools,see Lockard,“Global History,Modernization,and the World-System Approach”；So,Social Change and Development;Charles Ragin and Daniel Chirot ,“The World System of Immanuel Wallerstein”，in Theda Skocpol,ed.,Vision and Method in Historical Sociolog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pp.276-3 12;Thomas Richard Shannon,An Introduction to the World-System Perspective（Boulder,CoLo.:Westview,1989）。）最持续的批评来自于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学派，他们 共同代表着社会科学界探讨当代世界史的另外一种途径。这些学派的理论来源是拉美经 济学家的思想，他们在60年代明确表达了有关现代化理论的一个选择和一个挑战的观点 。他们认为美国和联合国的发展政策已经把拉美的经济和政治推向了毁灭的深渊，它们 事实上导致的是新形式的剥削而不是真正的发展。在60年代晚期，安德烈·贡德·弗兰 克（Andre Gunder Frank）这样持赞同态度的学者，开始在英语世界中传播这样的思想， 很快在那些不接受世界现代化分析理论的学者中流行起来。
    弗兰克的研究无疑对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的流行非常重要，因为他不仅把依附论观点 介绍到了英语国家，而且用依附论理论详细阐述和解释了现代世界历史。在他的著作《 世界的积累，1492-1789》（World Accumulation，1482-1789）、《依附积累和欠发达 》（Dep endent Accumulation and underdevelopment）中，弗兰克认为帝国主义和殖民 主义是理解现代世界发展动力的关键。从16世纪到20世纪早期，西方国家逐渐地建立他 们在世界上的霸权，并强迫不同地区服从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需要。中心城市和卫星 城的概念有助于他去解释这种发展的运作。中心城市的力量--那就是帝国主义和殖民 国家--在从属国的土地上建立起卫星城和官僚政治中心，通过它们，帝国主义和殖民 主义就能够无情地榨取剩余财富，扼制顺从中心城市权力的落后地区的任何经济发展潜 力。同时，从殖民世界榨取来的剩余财富就是资本主义发展所必需的财富积累。这样， 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掠夺导致了两个结果，即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和第三世界的 欠发达。弗兰克的观点明显对现代化分析学者们的假设提出挑战，他们认为内在因素如 投资和教育才是发展的主要动力。面对西方国家的暴力入侵和掠夺开发，在第三世界进 行投资和教育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前景也变得非常暗淡，并且可能毫无希望。
    70年代，弗兰克的研究就在年青的社会学家和政治思想家中间产生广泛的共鸣。这种 影响在伊马纽·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著作中得到最深刻并富有成效的体 现，他详尽阐发了著名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沃勒斯坦的多卷本著作《现代世界体系》 （The Modern World-System）明显地反映了依附论学派的影响。例如，与弗兰克一样， 沃勒斯坦认为现代世界历史只有在西方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霸权的背景下理解才具有意 义。资本主义的掠夺再次解释了西方世界的发展和其他地区欠发展的原因。沃勒斯坦还 从几个方面拓宽并修正了弗兰克的观点。首先，他提出了一个更加详细的有关现代世界 秩序的解释，一种用文献证明的、比早先的解释更加系统化的解释。更有实质意义的是 ，沃勒斯坦提出了比依附论学派更具流动性的世界体系。这样，取代弗兰克的中心城市 与卫星城市的理论，沃勒斯坦认为有三种层次：中心、边缘和半边缘。中心与边缘的作 用分别类似于弗兰克的中心城市和卫星城。半边缘概念的提出使沃勒斯坦能够分析和解 释那些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变化不定的地区的经历。最后，沃勒斯坦还特别强调了大范围 、长期的经济周期，是它主导着世界体系作为一个整体的运作节奏。
    依附论和世界体系分析成功地指出，现代世界历史的发展动力远比现代化理论所提出 的更加复杂。关于现代世界的令人满意的、详细的解释，不仅要包含推动发展的内部因 素，还要包含世界经济的大背景，因为它经常通过某种方式阻碍着殖民地区的发展。接 受依附论或者世界体系的视点，区域研究经常能够找到尖锐的焦点。这里仅举两个例子 ，沃尔特·娄德尼（Walter Rodney）的《欧洲如何导致非洲的欠发达》（How Europe Underdeveloped Africa），还有阿勒文·Y.叟（Alvin Y.So）和斯戴芬·W.K.屈（Stephen W.K.Chiu）的《东亚和世界经济》（East Asia and the World Economy）。
    尽管是由社会学家首先倡导，世界体系论仍然深深影响了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和其他 学者们，促使他们采用这种方法去研究现代世界的发展动力问题。在这些历史学家中有 费尔南德·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托马斯 ·J.麦克米柯（Thomas J.McCormick）和约翰·奥波特·沃尔（John Obert Voll），他们 以非常不同的方式从世界体系论中获取灵感。布罗代尔在《世界的透视》（Perspectiveof the World）（他的三部曲《文明和资本主义》（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中的 第三卷）中，分析了近代早期世界一个全球经济的出现和发展。在《全球分裂：第三世 界时代的到来》（Global Rift:The Third World Comes of Age）中，斯塔夫里阿诺斯提 出了第三世界的历史来自于一个世界体系的观点。在麦克米柯的著作《美国50年：冷战 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America's Half-Century: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inthe Cold War）中，他根据世界体系研究解释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史。在一篇名为《伊斯 兰世界：一个独特的世界体系》（Islam as a Special World-System）的文章中，沃尔 认为在公元1000到1800年间，伊斯兰世界是一个建立在伊斯兰教义基础之上的文化共同 体。同时，在《欧洲和没有历史的民族》（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中，社会学家艾瑞克·沃尔夫（Eric Wolf）分析了西方人到来对现代世界各地的影响， 表明了资本主义的经济技术掠夺和政治组织彻底改变了亚洲、非洲和美洲的政治、社会 和经济秩序。
    除了影响历史学家对现代世界的理解之外，世界体系分析还对前现代的世界提出了新 的观点。在《欧洲霸权之前的世界体系：A.D.1250-1350》（Before European Hegemony:The World System,A.D.1250-1350）中，詹尼特·L.阿布-卢格侯德（Janet L .AbuLughod）试图延伸世界体系论的基本前提--设想只有一个宽泛的体系分析才能够 充分理解世界历史的发展动力--推到蒙古帝国时代，也就是在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 系之前。通过一系列的论文和一本合著《世界体系：五百年或五千年？》（The World System:Five Hundred Years or Five Thousand?），阿德诺·贡德·弗兰克和柏利·K. 吉尔斯（Barry K.Gills）假定了一个延伸到公元前3000年的世界体系。
    依附论和世界体系分析确实推动了对现代世界的理解，但是它们也许并不是研究世界 历史的最有效方法。对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的批评至少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依据。首先， 依附论和世界体系分析只是狭隘地关注经济和政治关系，导致对历史的理解不完整甚至 是不充分，因为它排除了真实的有意识的历史角色、文化、宗教甚至是思想，本质上它 们都属于意识形态的层面--具有某些经济的或者政治利益的功能。科学、技术、教育 、宗教规则、政治信仰、道德观和文化思想都具有各自的功能，不仅对于个人的社会和 经济的发展，而且对于不同人群和各自的社会之间关系的演变都会产生影响。把意识和 文化简单地当作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一种功能，这种分析丢掉了理解世界历史发展动力的 重要内容。
    其次，尽管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学派没有接受现代化学者们的西方民族的优越感，但 是他们对西方因果关系的偏见使他们不能公正地看待世界历史的复杂性。依附论和世界 体系论者一直宣称，国家内部自己做的决议本身不一定就能导致发展。他们坚持认为国 际上的资本主义决定着现代世界的历程，这就无法解释殖民现象，否则掠夺他人就被看 作是历史上的一种积极因素，如同人类的代理者可以认识和利用机遇，决定他们自己的 历史进程一样。当遭遇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时，卫星城或者边缘地区的人们以不同的方 式做出反应，从合作到联合抵制和叛乱。再有，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者过于关注西方资 本主义的利益和活动，忽视了卫星城或边缘地区的居民在创造世界历史过程中发挥的作 用。因而，尽管非常流行，并且跨越了几个学科的界限，但是要想成功地解释整个人类 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的学者们还需要更多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