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是，每当人们在现实中遭遇困扰，往往要回顾和反思历史，这似乎是人类思想的一个共性，战国时代已然如此。当时思想家对自然资源逐渐减少的历史过程和事实已经有所认识。《孟子·滕文公上》云：
    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
    《孟子·滕文公下》又云
    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泣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坏宫室以为污池，民无所安息；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说暴行又作。园囿污池，沛泽多而禽兽至。及纣之身，天下又大乱。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
    在孟子看来，远古时代，天下洪水泛滥，田畴未辟，禽兽蛇龙多为民害。经过尧、舜、益、禹等圣王和贤臣“焚山泽”、“疏九河”，生存环境得到改善，猛兽逃匿，水土平治，人民得以安居乐业，农耕稼穑得以发展。然而，后代暴君不遵圣人之道，广开园囿污池，毁民生业，致使百姓无所安息，不得衣食，禽兽复又横行，直至西周初期，人民仍深受猛兽困扰，幸赖周公“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百姓皆大欢喜。孟子的这些看法当然并不完全符合史实，虎、豹、犀、象之所以远去，大型猛兽之所以减少，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农地扩张侵夺了它们的栖息地，并非周公的功业德政；犀、象之类喜温动物退却，自然又与气候变迁有关。不过，孟子毕竟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环境资源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在其他思想家的言论中，同样可以看到相似的认识。《韩非子·五蠹》云：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24)
    显然，作者已经认识到：自远古以后，资源-人口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最终造成了“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的情况。
    通过以上追述，我们可以看到：先秦时代，由于农耕经济发展，曾经支持当地人类生态系统长达数十万年的采集捕猎经济逐渐式微，野外放牧事实上也不断遭受农耕经济的排挤，这种变化趋势符合生态经济学的原理。从人类历史的普遍经验事实看，采集捕猎、农耕种植和野外放牧作为前工业时代的几种主要经济类型，分别依存于不同的自然生态条件，并具有不同的能量生产转换效率。与近代以来农业与工业的关系不同，它们之间（尤其是农耕种植与采集捕猎之间）天然地处于竞争、对立的关系--农耕种植愈发达，采集捕猎即愈衰退，其消长进程与速率取决于资源-人口-技术之间的关系变化。西周以后，中原地区逐渐成为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农耕经济取得了支配地位；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铁器牛耕、农地施肥、作物轮作连种以及抗旱保墒等一系列技术进步，农业更开始由粗放型向精细型过渡，采集捕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所占比重进一步降低。这些都已经成为学界共识，并无疑议。
    二、山林川泽资源经济意义的凸显
    不过，采集捕猎与农耕稼穑此消彼长，亦意味着它们在一定时空条件下同时并存。尽管前者在西周之后以更快的速度走向式微，但对于国计民生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春秋战国时代，随着人口不断增长，社会需求日益扩大，尤其是在列国争霸称雄、彼此杀伐兼并的政治形势下，鼓励农耕、增强国力更成为主要国策，大规模地垦辟草莱、拓殖农田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流，野生动植物资源加速耗减，采集捕猎经济进一步衰微，乃是一种难以逃脱的历史宿命。在社会经济朝着“农本”方向迅速发展而资源-生产-需求关系尚未完成整体调适的过程中，采集捕猎快速衰微对社会物质生活和某些传统生产项目，至少暂时性地造成了以下几个方面的不利影响：
    1.首先是对日常生活资料供给造成一定影响
    食物供给方面，历史早期人们并不像后世那样严重地依赖于少数几种谷物、蔬果和家养畜禽，通过采捕获得天然食物非常重要，饮食消费具有广谱性的特征。尽管西周以后人们主要通过谷物栽培获得粮食，并且已经种植了多种蔬菜和果树，鸡、豚、狗、彘之畜也很普遍，但采拾野生蔬果、弋猎飞禽走兽和捕捞鱼类水产，仍是获得热量和营养（特别是动物蛋白）的重要途径--对普通百姓来说是补苴食物不足，对贵族来说是增加山珍海味、满足奢侈口欲。衣料供给方面，除通过人工种植、饲养获得丝、麻和家畜毛皮之外，仍有相当一部分的衣料是通过采集捕猎获取，如野生麻葛的纤维、野生动物的毛皮等等，对于普通百姓和领主贵族的意义自然也不一样。
    2.其次是对手工业生产原料供给造成显著影响
    与采集捕猎和农耕畜牧相比，手工业是次生产业，其发展是以前者为主要基础的，原料供应需要依托于前者。从石器时代开始，采集捕猎不仅为人们提供必需的食物能量，而且提供大量的角、骨、齿、筋、革、毛、羽、木材、纤维、染料、生漆等，这些取自动植物的原料一直是建筑和器具、衣物、饰品制作所必需。考古资料证明：除了石器、陶器之外，各地古遗址所出土的木、骨、角、蚌、齿质物品，种类繁多，用途广泛，制作材料大多来自于采集捕猎；以羽毛、皮革为原料制作的物品也不少，为日常生活所必需。这意味着采集捕猎曾经是整个社会经济链条中的一个基础环节。由于古代手工业技术发展缓慢，社会物质生活和财富观念又具有历史惯性，因此直到周秦之际，“百工”对于采集捕猎产品的依赖仍未从根本上改变。《礼记·月令》云：“是月（引注：指季春之月）也，命工师，令百工，审五库之量，金、铁、皮、革、筋、角、齿、羽、箭、干、脂、胶、丹、漆，毋或不良。”显然，手工业生产的各种原材料仍大量取自天然物产，大多是通过樵采捕猎获得。野生动植物资源渐趋匮乏，必定造成诸多重要生产项目遭遇原料不足的困境，进而导致物质消费品供应链条的弱化乃至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