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衡掌巡川泽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时舍其守，犯禁者执而诛罚之。祭祀宾客共川奠。
    泽虞掌国泽之政令，为之厉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财物，以时入之于玉府，颁其余于万民。凡祭祀、宾客，共泽物之奠。丧纪，共其苇蒲之事。若大田猎，则莱泽野，及弊田，植虞旌以属禽。
    迹人掌邦田之地政，为之厉禁而守之。凡田猎者受令焉。禁麛卵者，与其毒矢射者。
    角人掌以时征齿角，凡骨物于山泽之农，以当邦赋之政令。以度量受之，以共财用。
    羽人掌以时征羽翮之政，于山泽之农，以当邦赋之政令。凡受羽，十羽为审，百羽为抟，十抟为縳。
    掌葛掌以时征絺绤之材于山农，凡葛征征草贡之材于泽农，以当邦赋之政令。以权度受之。
    掌染草掌以春秋敛染草之物，以权量受之，以待时而颁之。
    掌炭掌灰物炭物之征令，以时入之。以权量受之，以共邦之用，凡炭灰之事。
    掌荼掌以时聚荼，以共丧事。征野疏材之物，以待邦事，凡畜聚之物。
    掌蜃掌敛互物蜃物，以共闉圹之蜃。祭祀共蜃器之蜃。共白盛之蜃。
    囿人掌囿游之兽禁，牧百兽。祭祀丧纪宾客，共其生兽死兽之物。
    除上述之外，还有“闾师掌国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数，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时征其赋……任衡，以山事贡其物；任虞，以泽事贡其物”；“委人掌敛野之赋敛，薪刍。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以稍聚待宾客，以甸聚待羁旅。凡其余聚以待颁赐。以式法共祭祀之薪蒸木材。宾客共其刍薪。丧纪共其薪蒸木材。军旅共其委积薪刍。凡疏材共野委兵器，与其野囿财用。凡军旅之宾客馆焉”。事实上，在《周礼》的职官系统中，除《春官》与采集捕猎关系不大之外，《天官》、《夏官》、《秋官》和《冬官》所属官员的职掌亦多与之直接相关。(33)
    正如许多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周礼》只是一种理想化的制度体系设计，而非西周政典实录。然则若无一定的社会经验事实作为基础，这套体系是难以完全凭空捏造的。即便再退一步，就算完全是凭想象而设计的一套制度，若山林川泽、采集捕猎不为作者所在时代社会生活所倚重，无关于国计民生大局，列述这许多官员及其相关职掌也是没有任何必要的。
    总之，周代以降，随着农耕经济不断发展，采集捕猎固已成为次要产业，但决非可有可无，国家财用和民众生计的许多方面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倚重于天然物产。当野生动植物资源日益走向匮乏、采集捕猎和以此为基础的许多手工业生产逐渐难以为继、物质生活需求遭受诸多严峻挑战之时，有识之士必定产生深切的忧患意识，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思想主张，国家亦势必要采取相应对策，对有限资源的管理保护予以制度上的保障。
    三、对先秦山林川泽资源保护的重新评说
    既已经明了采集捕猎在这个时代的经济意义，以及野生动植物资源匮乏所带来的诸多不利影响，我们对于当时的相关思想和制度就可做出更加符合历史实际的评说，对于何以早在先秦时代就形成了系统的山林川泽资源管理思想和制度，到了后代反倒并不那么受到重视，也就不难找到正确的答案。我们的基本观点是，在中国环境保护史上显得特别突出的先秦山林川泽资源管理思想和制度之形成，具有特定历史情境，这就是：在周秦之际社会变革和经济转型过程中，随着垦殖规模不断扩大，农业发展日益加快，采集捕猎经济的依存空间和资源愈来愈被占夺。然而，由于历史的惯性，国家财政、百姓生计和手工业生产对于采集捕猎却仍然具有很大依赖性，这导致人们对于野生动植物资源日益匮乏产生普遍的忧患意识，力图通过各种努力保护采集捕猎赖以存续的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断强化对山林川泽资源的控制和管理，竟是对“先进的”农耕经济挤压“落后的”采捕经济的一种抵御性反应。下面分别从思想和实践两个层面稍稍做些评说。
    从先秦诸子言论可以看到：山林川泽资源利用保护是一个很重要的时代话题，各派思想家都或多或少地有所触及。对此，以往学者作了不少梳理工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先秦自然资源利用保护思想确实有几点很值得称道：
    其一，当时思想家们认识到经济生产是与一定资源条件相适应的，人口-资源关系的变化导致生产方式的改变，经济类型、生活方式乃至国家治理与自然资源变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从他们对黄帝、尧、舜、禹等先王之世和商周时代资源环境与生产状况的想象性重构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其二，他们认识到山林川泽资源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因此主张采捕以时、取用有度和节制消费，使各种生物得以顺利长养。他们反对宫室逾制、衣食侈靡、财用无节，因为过度消费导致竭泽而渔、覆巢取卵，既违背上天生生之德，亦使山麓川泽中的生物失去孳生繁育能力，樵采捕猎生产最终难以为继。春秋时代的孔子就具备了此类认识。《史记》卷四七《孔子世家》载其言称：“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皇不翔。”(34)战国思想家的认识进一步深化，表述更加明确。在他们看来，节制用度和取用以时都是为了保证资源不致枯竭、生产能够继续。孟子基于历史经验教训，常常对资源利用不加节制特别是统治者侈靡奢华、田猎无度和广设苑囿提出批评，特别强调把握采捕时宜和节制采捕强度的重要性，指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污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35)《韩非子·难一》也引述雍季的话说：“焚林而田，偷取多兽，后必无兽。”(36)《吕氏春秋》多次明确指出取用有节的重要性，其《应同》篇云：“夫覆巢毁卵，则凤凰不至；刳兽食胎，则麒麟不来；干泽涸渔，则龟龙不往。”《义赏》篇亦引雍季之语云：“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非长术也。”(37)《管子》的表述更加完整，如其《八观》说：“山林虽近，草木虽美，宫室必有度，禁发必有时。是何也？曰：大木不可独伐也，大木不可独举也，大木不可独运也，大木不可加之薄墙之上。故曰：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国虽充盈，金玉虽多，宫室必有度。江海虽广，池泽虽博，鱼鳖虽多，网罟必有正……非私草木，爱鱼鳖也，恶废民于生谷也。”这些话虽然未必果真出自管子之口，但毕竟反映了春秋到西汉时期的认识水平。
    上述这些言论转换成今天的话语，主要包含了如下几点：一是适度消费，采捕强度适中，不要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再生修复能力；二是把握时令，顺应生物的生长规律，避开生物孕育生长的关键季节，以免影响其正常孳生繁殖；三是实行择采、择捕措施，对幼小树木、鸟巢鸟卵、母兽幼兽等等要予以保护，反对滥捕滥伐。总之是禁止竭泽而渔、童山而樵，合理采伐捕猎，以保证采集捕猎生产的可持续性。应当说，这些思想都是相当高明的，虽是来自于直观经验的观察，却具有重要的思想文化价值。
    其三，他们把合理利用和积极保护山林川泽资源提升到政治高度进行论述，有的甚至主张实行国家统一管理。除前述《孟子》将其视为“王道之始”外，《礼记》把一些关于田猎的具体规则列入《王制》，一方面指出田猎是敬奉天地、孝祭祖宗之所必须，另一方面又对田猎活动程度（强度）和时宜设置了种种限制；(38)同时，还将“以时禁发”的许多事项列入天子的施政月历--《月令》之中。《荀子》亦在《王制》篇中用相当长的一段文字（见前文引述），谈论君主在保证采捕以时、万物顺利长养和百姓生活有余方面所担负的责任。总之，适度、适时地樵采和渔猎是“王制”和“王道”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