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认同不仅是一个认同“自我”（self）的问题，还是一个对“自我”与“他者”（other）即其他民族加以区分的问题。更多的学者认为，公元前5世纪早期，barbaroi（此为复数，单数为barbaros）由原来一个偶然用于嘲笑外族语言的词语最终演变为一个同“希腊人”相对立的概念，构成对一切非希腊人的蔑称。⑥ 希腊人眼中的这种barbaroi不会说希腊语，缺乏理性；缺乏政治自由，由暴君统治；丧失节制，荒淫无度，野蛮凶残；天生具有奴性；等等。我们在汉语中通常将这个barbaros译为“蛮族人”。促成希腊人-蛮族人两极对立观念形成的最根本因素是希波战争。这场战争是希腊人第一次成功地抵抗外敌入侵的泛希腊主义联合行动。外来威胁和抗战的胜利促使希腊人转到侧重于从外部，从“他者”，从非希腊人角度来进行自我定义。⑦
    早在古典时代后期，伊索克拉底在谈到当时尚属个别的希腊化现象时，就已经预言到希腊化时代希腊人对希腊化的蛮族人愈加普遍的认同：“‘希腊人’这个名字已不再表现为一个种族（genos）的名称，而是一种智力（dianoia）的名称了；与其把与我们出身（physis）相同的人叫做‘希腊人’，不如把拥有我们的文化（paideusis）的人叫做‘希腊人’。”⑧ 在希腊化各王国统治者以希腊文明作为统治的文化基础的情况下，接受希腊教育和文化，会说希腊语，奉行希腊宗教和生活方式的非希腊人越来越多，他们也越来越多地被认同为希腊人。⑨ 语言、宗教和生活方式这些东西实质上都构成了“文化”的具体内容，其认同总括而言便是一种文化认同。
    希腊人素来就是一个典型的“文化民族”，其同一性从来不依赖于政治统一，因而其传统的民族认同内容并未因罗马的统治而改变。由于希腊文化自身的影响和罗马对它的支持，希腊化进程在罗马时代并没有停止，反而获得了进一步的深化和扩大。例如，加拉太人是迁居到小亚细亚的一支高卢人，他们的希腊化就发生在罗马时代。一直到古代晚期，罗马帝国东部各行省社会上层和知识分子中的一大部分都是希腊化的非希腊人。
    “希腊人”这个族名在罗马时代的使用情况与在希腊化时代并无二致。被称为“希腊人”者既有种族上的希腊人，也有希腊化的非希腊人。罗马在希腊本土设置了阿凯亚（Achaia）行省，但是没有希腊人因此而自称“阿凯亚人”。⑩ 马其顿人在希腊化时代以前没有被视为希腊人，在罗马时代的铭文中则被明确地列为希腊人的一个部落：“马其顿人和其他希腊部落”（Makedosin kai tois loipois ethnesin tois Hellenikois）。“亚细亚的希腊人”（tois epi tes Asias Hellesin）、“亚细亚的希腊人共同体”（koinon ton epi tes Asias Hellenon）、“比提尼亚的希腊人共同体”（koinon ton en Beithyniai Hellenon）等提法均见于小亚细亚出土的罗马时代的铭文。（11） 在称某人为“希腊人”时，人们有时也会提及其原初的种族，而无论他是否出身于希腊种族。一位名叫奥林匹娅（Olympia）的希腊妇女曾客居并死于罗马， 其兄弟给她树立的墓志铭中写道：“种族（genos）上属希腊人，我的故乡是阿帕美亚（Apamea）”。（12） 而《新约·马可福音》讲到耶稣在推罗边境遇到一个妇女求他驱除附在她女儿身上的污鬼时则说：“这个妇女是一个希腊人，在种族（genos）上是一个叙利亚腓尼基人。”（13） 由后一例可见，对于希腊化的非希腊人的希腊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并没有受到其非希腊出身的贬损。
    罗马统治时期希腊人对于“希腊人”或“希腊特性”的理解和表述也几乎是对以往同类话语的重申。在公元前1世纪的哈利卡尔那索斯的狄奥尼修斯（Dionysios Halikarnasseus）看来，“希腊特性”的内容是“说希腊语”，奉行“希腊人的习俗”，“承认同样的神祇”和“适当公平的法律”等； “希腊本性（physis Hellas）主要是依据这些而有别于蛮族本性的。”他认为居住在黑海沿岸的阿凯亚人原属埃利斯人，其起源是“最希腊的”（Hellenikotatos），但他们“现在是所有蛮族人中的最野蛮者”。（14）
    智者兼哲学家法沃里努斯（Favorinus，约公元85-155年）是一位“希腊化的高卢人”。（15） 他以第三者的口吻反复论证自己的希腊特性。他谈到自己“不仅曾力争掌握希腊人的语言（phone），而且曾力争获得希腊人的心智（gnome）、生活（diaita）和方式（skhema）。”他认为自己在这些方面的“努力和显著成绩”是“在他之前的罗马人和他那个时代的希腊人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的。他表白了自己渴望成为希腊人的心态：“可以看到，最好的希腊人在罗马倾心于罗马人的行为方式，而他却倾心于希腊人的行为方式，并为此完全放弃了财产、政治名望和一切，他做这一切只为一个目的--使他不仅像（dokein）个希腊人，而且就是（einai）希腊人”；“他虽是罗马人，但已经完全希腊化了”。他将自己视为一位“文化希腊人”的成功范例，并且希望因此获得希腊人的认同和为自己高卢同胞的希腊化提供激励：“对于希腊人来说，希腊的本地人有了一个文化与出身之于名誉并无区别的例子”；“对于凯尔特人来说，若是看看这个人，就没有一个人会丧失接受希腊文化的信心了。”（16）
    从内容上看，上述两人对“希腊人”和“希腊特性”的界定大致相同。同希罗多德的“希腊人”“定义”相比，两人的界定都缺少共同的血缘一项。就其他方面内容而言，两人的界定或多或少都有与希罗多德的“定义”相重合的地方。而这些内容又都与伊索克拉底所说的“文化”相吻合。狄奥尼修斯虽未明确提到“文化”一词，但他对黑海沿岸的阿凯亚人的看法，无疑为伊索克拉底以文化作为希腊人的定性标准的论断提供了例证。法沃里努斯使用的“出身”（phynai）、“文化”（paideuthenai, paideia）和“心智”（gnome）等词与伊索克拉底使用的“出身”（physis）、“文化”（paideusis）和“智力”（dianoia）等词之间的同源关系或相似性更是显而易见的；两人使用这些词的论证也存在着某些相通之处。从身份上看，狄奥尼修斯在种族上就是希腊人，法沃里努斯则是希腊化的非希腊人；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代表了当时被称为“希腊人”的构成。这种拥有希腊血统的希腊人和希腊化的非希腊人以希腊文化为基础的认同，无疑是希腊化时代希腊民族认同特质的自然延续。
    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看起来似乎有些矛盾的是，在对希腊化的非希腊人的文化认同越来越普遍的同时，希腊人传统的血缘认同并未因此被完全忘记，它仍在某些场合被表达出来，甚至被加以强调。很可能出自公元前3 世纪克里特的海拉克雷戴斯（Herakleides Kretikos）之手的一则残篇说：“希腊人是种族（genos）上为希伦的后代、说希腊语的人。居住在阿提卡的雅典人在种族（genos）上是阿提卡人，说阿提卡方言，正如多里斯人是多罗斯的后代，在语言上说多里斯方言，爱奥洛斯的后代说爱奥利斯方言，由克苏托斯（Xouthos）之子伊翁所生（phyntes）的人说伊奥尼亚方言。”（17） 这段希腊化时代的言论不免令人想到成书于公元前580-540年的（伪）赫西俄德（Ps. Hesiodos）的《名媛录》（Gynaikon katalogos, Eoiai）中讲到的希伦家族谱系：希伦生子多罗斯、克苏托斯和爱奥洛斯，克苏托斯生子阿凯奥斯和伊翁。（18） 两则史料的说法大体相同，叙事方式也一样，都是从血缘角度以神话话语来定义希腊人的几大方言部落之间的差别和认同。希伦（Hellen）、多罗斯（Doros）、爱奥洛斯（Aiolos）、阿凯奥斯（Akhaios）和伊翁（Ion）分别是希腊人和多里斯人（Dorieis）、爱奥利斯人（Aioleis）、阿凯亚人（Akhaioi）和伊奥尼亚人（Iones）这几大方言部落的命名祖先。
    在罗马时代，血缘认同的传统仍在希腊人当中延续。罗马皇帝哈德良应某些希腊城市的要求，建立了一个全体希腊人的组织--“泛希腊同盟”（Panhellenion）。关于入盟资格，学者对史料的解读存在分歧。S. 斯万（S. Swain）认为， 相关的史料表明，有入盟意图者须证明与罗马之间的长期友好关系和在种族及文化方面的希腊特性。（19） 而J. M. 豪尔（J. M. Hall）则指出，现存涉及入盟标准的史料事实上只强调了希腊血统（genos Hellenikon）。（20） 的确，同希腊化时代的情形一样，某些入盟城邦实际上是由希腊化的非希腊人构成的，但它们为了证明自己具备入盟资格，就采用虚构的血缘谱系来追溯与希腊本土的关系。例如，辛那达（Synnada）本是希腊化的弗吕吉亚城市，却自称是由斯巴达人和雅典人合建的。基比拉（Kibyra）居民的祖先主要是吕底亚人，他们却声称基比拉是斯巴达人建立的殖民地，同雅典人也有亲缘关系。
    当血缘被选择作为一种民族认同的标准、标志、内容和话语方式的时候，它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生物学和遗传学名词，而是变成一个负载着文化内容的社会性名词了。所谓民族的共同血缘，实际上既有现实的成分，也有想像的成分，而历史的发展又往往会令两者混淆不清。希腊化和罗马时代希腊人的血缘认同，表面上看处在对希腊化的非希腊人的文化认同的对立面，实则构成这一文化认同的潜在的选择性成分。希腊化的非希腊人突破血缘标准这一障碍并非难事，只需在文化上虚构其希腊血缘和谱系并使之得到希腊人的认可即可。
    各方面希腊特性的保持和强调，也意味着罗马时代希腊人鄙视非希腊人并带有文化沙文主义的“蛮族”观念一如既往。公元2世纪， 亚述人塔提亚诺斯在其攻击希腊文化及哲学和颂扬基督教的著作《致希腊人》中开篇就呼吁道：“希腊人哪，不要对蛮族人这么怀有敌意，也不要鄙视他们的思想。你们的风俗有哪一样不是源自蛮族？”（21） 塔提亚诺斯本人的身份有些复杂，他早年是一个热衷于学习希腊文化和哲学的希腊化的非希腊人，中年时出于对希腊思想和宗教的不满和反感皈依了基督教，晚年又与罗马教会决裂。《致希腊人》的写作时间是在他皈依基督教后不久，此时他这种不免过激的反希腊文化言论却很能反衬出希腊人对非希腊人鄙视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