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公元前1 世纪的罗马诗人贺拉斯说：“被征服的希腊征服了其野蛮的征服者，将文艺带进了粗野的拉丁姆”。（31） 罗马对希腊文化的崇尚、吸收和提倡，不仅为其自身带来了收益，反过来也助长了希腊人的文化自豪感和优越感。某些当权者和皇帝实施的亲希腊主义政策对希腊人的民族认同也不无促进作用。
    与罗马征服希腊人同步的是它大规模吸收希腊文化的过程。到公元前2世纪末，希腊语成为罗马人教育中的第一语言，受过教育的罗马人都是双语人。不过通常所谓的“罗马的希腊化”并非全盘的希腊化。公元前2世纪前期， 以加图为代表的传统派就曾对希腊文化进行了强烈的抵制。虽然这种抵制未能取得胜利，罗马希腊化的进程仍在继续，但罗马人最终走上的是一条选择性的希腊化道路，并在其“希腊化”中建构了自己强烈的罗马特性，而且还产生了欲与希腊人在文化上一争短长的嫉妒心态。罗马人也因此对希腊人加以贬斥，例如：认为希腊人性格“轻率”，而与罗马人的“沉稳”截然不同，“轻率”使他们的公民大会为反复无常的愚蠢暴民所操纵，使他们丢掉了独立并只知阿谀新主子；他们狡诈堕落，奴性十足而又傲慢自大，厚颜无耻；说话容易激动而过于草率，喜好卖弄理论，热衷于讲述神话；过分重视美术和音乐；他们在体育馆中的裸体锻炼对军事训练来说毫无用处。（32） 罗马人赋予希腊人一个囊括一切蔑视内容的小称词蔑称Graeculus（“小希腊儿”）。不过他们有时还把希腊人区别看待，例如将作为“文明”故乡的“古希腊”同“当代无精打采的希腊”对立起来，（33） 将“真正的希腊人”与希腊化东方的希腊人区分开来。（34） 当然，罗马人并没有忘记希腊人将他们也视为蛮族。
    在对希腊人爱恨交加的复杂心态中，罗马人的亲希腊主义从共和时代到早期帝国时代呈现出不断增强的趋势。卢库卢斯（Lucullus）减轻苏拉强加给亚细亚行省希腊城市的罚金和税务，救助希腊难民返回自己城邦，从而受到希腊人的爱戴而被奉为“恩主”。希腊人还设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宗教节日。他喜爱希腊文化，其私人图书馆对希腊人开放。对于前来罗马的希腊人来说，他的家俨然成了“希腊人之家”。（35） 奥古斯都在阿克兴胜利后返还了安东尼攫取的某些希腊艺术品。他还将希腊哲学家留在宫中，并给予很高的荣誉。克劳狄授予很多希腊人以罗马公民权。尼禄在位时期，亲希腊主义政策出现了一次高潮。尼禄酷爱希腊的悲剧表演、歌唱和马车比赛。他不满足于在罗马召开和参加希腊样式的竞技会，还远赴希腊，花15个月的时间（公元66-67年）参加了所有泛希腊竞技会和重要的城邦竞技会。竞技会裁判也投其所好，全都宣布他为胜利者。他离开之前，在地峡竞技会会场上亲自宣布把自由授给整个阿凯亚行省。（36） 尼禄的亲希腊主义使他在希腊人中间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尼禄赋予希腊人的自由只维持了两三年的时间。“希腊人实际上并没有能够从这份赠予中得到好处，因为尼禄之后韦伯芗统治时期他们陷入了内部纷争，韦伯芗命令他们重新纳税和听命于总督，还说希腊人已经不懂得自由了。”（37） 到了图拉真时期，元老资格最终扩大到整个帝国的各个行省中。除开始被吸纳进元老院外，希腊人还在这时首次担任了执政官。（38） “第二智者时期”希腊文化的全面复兴中也不无罗马亲希腊主义政策的推动作用。
    亲希腊主义到哈德良在位时期达到了最高峰。游遍帝国全境的哈德良更为青睐东部的希腊世界，对希腊人给以很多优待，比如在安条克兴修各种大型公共工程，充实亚历山大里亚的博物馆等。他尤其喜爱雅典，曾三访这座历史名城，并一向乐于给雅典和某些雅典人以好处。他们完成了雅典的“奥林波斯的宙斯”神庙的修建。他最辉煌的亲希腊主义举动，是应某些希腊城市的要求，在公元131-132年以雅典为中心建立了一个全体希腊人的组织--“泛希腊同盟”。同盟的成员城市来自阿凯亚、色雷斯、亚细亚、克里特和库列涅等行省。他们派出被称作“泛希腊人”（Panhellenes）的代表组成议事会，议事会由执政官主持。 这些代表均为来自各行省的希腊显贵人士。即使学者对载有入盟资格的史料解读不一，但综合观之，入盟资格显然包括具有高贵的希腊特性和对罗马的忠诚。现存关于“泛希腊同盟”的史料主要是关于宗教活动的。同盟的中心崇拜是对艾琉昔斯的德墨特耳女神和被神化的同盟创建者“泛希腊的哈德良”（Hadrianus Panhellenios）的崇拜。同盟还建有“泛希腊的赫拉和宙斯”神庙和万神殿。史料也表明它不具有实质性的行政职能，很难称得上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实体。“泛希腊同盟”至少持续至公元3世纪50年代，史料能够证实的最后一届“泛希腊节”即举办于此时。（39）
    “泛希腊同盟”在一定程度上是哈德良亲希腊主义的政治产物，但其建立当中也包含着“力图将希腊人的民族感情引向文化和礼仪渠道”的意图，“它比喜好竞争而又招人讨厌的行省共同体更能有效地将这种民族感情置于帝国体制的束缚之下。”（40） 从希腊人方面而言，它也的确是其泛希腊主义的民族认同在罗马统治下的行动体现和实现形式之一。它提高了“老希腊”的声誉，促进了其传统和价值观在整个帝国东部希腊人世界中的复活和强化，确认了在罗马帝国统治境况下希腊人定义自身民族特性的取向。在对成员城市的选择中，它趋向于排除“边缘性”希腊化地区缺乏传统的城市，而乐于接受能够证明与“老希腊”有联系的城市。（41） 这实质上是以“老希腊”为标准来划定希腊民族共同体自身的族性边界，而历史和文化传统也就构成了希腊特性的核心内容和希腊人民族认同的主导动力。“泛希腊同盟”加强了帝国东部希腊城市之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
    罗马的亲希腊主义尽管有助于希腊人民族认同的强化，但同时也使希腊文化传统中某些要素的民族特性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关于这一点，希腊竞技会为罗马时代的发展变化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事例。希腊人有着举办体育和文艺竞技会的悠久的宗教传统，众多大大小小的竞技会构成了不同圣所、地方、城邦和部落的宗教节日的组成部分。从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早期，奥林匹亚竞技会、皮提亚竞技会（在德尔菲）、地峡竞技会和内美亚竞技会超出了一般的地方规模，发展为泛希腊竞技会。泛希腊竞技会的出现也是希腊人民族认同形成的标志之一。（42） 四大泛希腊竞技会因其奖品仅为简单的奖冠而被称为“奖冠竞技会”（stephanitai agones）。它们面向全体希腊人，并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只有希腊人才能够参加，而其参赛资格反过来也成了希腊人的一个身份认证。（43） 显然，泛希腊竞技会构成了希腊人的一种具有民族独特性的认同体制。
    大约公元前300年以后，希腊人的竞技会获得了更为广泛的发展。 希腊化王国国王、希腊城邦和城邦同盟创建了很多新的竞技会。之后，罗马共和国晚期的动荡虽然使希腊的很多宗教节日和竞技会的举办一度陷入低谷，但随着帝国时代的来临，其原有的扩展势头又很快得到恢复，新创竞技会的风气延续了很长时间。罗马一些皇帝对希腊竞技会采取了扶持的政策，并且还亲自创设希腊式的竞技会。这样，在希腊化和罗马时代，泛希腊竞技会的数目也相应地不断增加。很多城市把它们重要的地方性竞技会提升成泛希腊竞技会，有的是像四大泛希腊竞技会一样的“奖冠竞技会”，有的则被宣布为“等同于奥林匹亚竞技会”（isolympia）或“等同于皮提亚竞技会”（isopythia）。 甚至在奥林匹亚和德尔菲以外的若干地方还新设立了很多名为“奥林匹亚竞技会”和“皮提亚竞技会”的竞技会。（44）
    对于这些情形，似乎不可不谓之希腊竞技会的“繁荣”，但在罗马征服之后，这种“繁荣”也宣告了希腊人对于其泛希腊竞技会“专利权”的丧失。在希腊化时代，希腊化的非希腊人已经被认同为希腊人；他们只要证明自己的希腊属性，是能够参加泛希腊竞技会的。（45） 而到了罗马征服希腊以后，罗马人等外族人也被允许参加泛希腊竞技会，这样就打破了泛希腊竞技会不准非希腊人参加的惯例。（46）
    由于罗马人对希腊竞技会在人员和政策上的介入，希腊竞技会的传统受到了一定的干扰和侵蚀，罗马文化的某些因素也逐渐渗透其中。例如，尼禄就曾下令把设在不同年份的竞技会集中在一年内举行，以至于有的竞技会重复召开，应于公元65年举办的第211届奥林匹亚竞技会则被推迟至公元67年。同样违反先例的是， 他还在奥林匹亚竞技会上举行音乐比赛。（47） 罗马时代很多新增的竞技会都与统治者个人崇拜或皇帝个人崇拜联系在一起，皇帝授权城市创建新的竞技会时还要考虑其政治忠诚情况。而更为严重的蜕变也在希腊竞技会身上悄然发生了，以前的希腊竞技会是对神祇和英雄虔敬的由衷表达，参赛者的目标是为个人、家族和城邦赢得荣誉；到了罗马帝国时代，希腊竞技会越来越向罗马式的公共“表演”靠拢，以吸引和取悦观众为主要取向，例如有些竞技会加入了角斗等罗马式项目，弥散着暴力和血腥。（48） 希腊竞技会在罗马时代的命运表明，对于希腊民族的文化传统来说，罗马人的亲希腊主义实际上有着推动和削弱的双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