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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统治时期希腊人的民族认同(3)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历史研究》 徐晓旭 参加讨论


    希腊人的民族认同在罗马统治的大部分时期中其内容没有根本变化的同时,实现方式却发生了若干复杂而微妙的变化。这些变化的一个共性就是:在接受和适应罗马统治的前提下,将自身认同的主方向定为更加强调文化和历史传统。面对当代的屈辱和无力,他们需要在回顾和重温祖先的荣光中得到安慰。在独立和主权失落后,他们需要从自己本已享有崇高地位的文化中找寻更多的自豪。
    作为失败者和被统治者,希腊人对罗马人的心理反应是非常复杂和充满矛盾的。E. S. 格鲁恩将希腊人对罗马扩张的态度描述为“有仇恨,也有钦佩、惧怕、感激、愤怒、失望,尤其还有慌乱”。(22) 这是罗马刚开始对希腊世界征服时期希腊人的心理反应,不过它已经奠定了日后希腊人对待罗马统治的心理基调。被罗马征服和统治以后,除了上述绝大部分心情外,希腊人对待罗马人的态度中至少又增加了屈从和不时的逢迎。我们仅从“罗马”和“罗马人”这些名称在希腊人中间曾经带来的两种不同凡响中,就可以感受到希腊人内心的矛盾。
    罗马介入希腊化世界不久,某些罗马人个体、罗马人集体和女神“罗马”(Roma)就开始被一些希腊城邦冠以“恩主”的称誉并加以崇拜。在公元前196 年的地峡竞技会上,罗马代行执政官提图斯·昆克提优斯·弗拉米尼努斯(Titus Quinctius Flamininus)派传令官宣布希腊人获得自由。他因此举而受到希腊人的爱戴,希腊各处都发现了向他致以敬意的铭文。很多希腊城市的文件中都将罗马人称作“共同的恩主”。最为普遍的是对女神“罗马”的崇拜。该崇拜有时还伴以对罗马人民(demos)的崇拜。自公元前189年在德尔菲设立的第一个祭祀女神“罗马”的“罗马节”(Rhomaia)以来,已知在公元前2世纪至少有13个城邦设立了这一宗教节日。罗马最初是以希腊化王国国王的反对者和希腊人的解放者形象出现在希腊世界的,很多希腊城邦将它视为保护者而与之结盟。罗马势不可挡的武力和征服又给希腊人以强烈的震撼。希腊人长期受制于希腊化各统治者和国王,已经习惯于将更强的政治势力接受为保护者并加以崇拜的做法,面对比希腊化各王国更为强大的罗马,就更容易抱有接受其保护的心态。宗教是这种心态的便利的表达途径。Roma(“罗马”)一词的希腊语是Rhome,恰恰与希腊语rhome(“力量”)词形相同。女神“罗马”在希腊人意识当中是罗马力量人格化的体现,赋予她以“恩主”的称号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罗马保护者地位的认同。(23)
    曾被希腊人赋予“恩主”的同一个“罗马人”之名也会成为希腊人的怨府。《西比拉神谕》透露了希腊人对罗马人憎恨的三个具体原因:罗马人“无耻的贪财”、对科林斯的洗劫、苏拉等晚期共和国将军的暴行。(24) 苏拉对支持米特里达提战争的希腊人的疯狂报复,无疑是自科林斯陷落以后希腊人再次蒙受巨大灾难的开始。公元前88年,小亚细亚希腊化的当地人王国本都的国王米特里达提六世发动反罗马战争,下令杀尽一切“罗马人”。虽然罗德斯岛等某些希腊城邦对罗马人提供了保护,但很多亚洲的希腊城邦以实际行动积极响应米特里达提的号召,对在东方的意大利人展开大屠杀。被杀者达8万或15万人之多。 甚至欧洲本土的希腊人也出于对罗马的仇恨而对米特里达提给予了广泛的支持。阿凯亚、拉哥尼亚、彼奥提亚和雅典等都成了米特里达提的同盟者。对米特里达提战争的支持,无疑是希腊人当中普遍蕴藏着的反罗马情绪的一次大爆发。这种反对情绪的直接根源在于罗马的剥削和干涉。
    罗马的征服和剥削、米特里达提战争中的失败以及随后的罗马内战的摧残,实际上使希腊人在共和时期已变得意志消沉。在希腊化时代就已日益丧失其古典时代精神实质的城邦沦为罗马统治下的自治城市。虽然铭文资料显示希腊城市的政治活动依然频繁,但这些政治活动仅仅停留在罗马容许的范围,并且把持在安心于同罗马合作的贵族寡头手中。城市中虽然依旧存在对贪婪的罗马统治者的仇恨,但为了求得生存,这些城市不得不服从罗马统治者。城市之间的竞争也没有消失,而且在很多时候是对从罗马统治者那里获得某种特殊权利、地位或称号的竞争。当某个希腊城市向罗马统治者请求获得某种待遇或权利的时候,其派出的使节总是要讲述本城的光荣历史和有关传说、同罗马的友好关系和对罗马的贡献,以此作为支持他们这种请求的佐证,或是它应当受到与其他城市不同的特殊待遇或荣誉的理由。而罗马统治者关心的是整个罗马的事务,对某个希腊城市的政策往往只是从其现实的政治利益出发而定,于是该城市对罗马的贡献是被优先考虑的因素,而对希腊人讲述的光荣历史不感兴趣,或者鄙薄蔑视,甚至在必要时对该城市为罗马做出的贡献也不加理会。希腊城市有很长的崇拜希腊化统治者的传统,那么,无论是在共和时期还是在帝国时期,他们向罗马人提供类似的崇拜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了。帝国时期的希腊人也像整个帝国中的其他民族一样确立了对皇帝的崇拜。罗马人一方面鄙视希腊人的这种阿谀,另一方面又希望得到并愿意接受这种崇拜。希腊人虽然被迫对罗马人屈服和曲意逢迎,但同时怀有高度的文化优越感和自豪感,认为罗马人粗陋土气,缺乏文化精神,将他们归入蛮族之列。罗马人自己也清楚,希腊人对自己的鄙视丝毫不亚于自己对他们的鄙视。这些便是希腊人对罗马人的关系、态度以及在其中如何表达其民族认同的一般情形,这种情形从共和时代一直到帝国时代都没有根本性改变。(25)
    对此,我们不妨看一下塔西陀记载的一个具体事例。公元23年,萨摩斯和科斯两个希腊城市派遣使团赴罗马,分别请求罗马确认前者的赫拉神庙和后者的阿斯克莱庇奥斯神庙的古老的避难权。“萨摩斯人的凭据是近邻同盟的一个决定,近邻同盟过去是一切事务的最高裁决机构,这个决定是在希腊人在亚细亚建立城市并统治沿海地区的时候作出的。科斯人陈述的古老根据也没什么两样,他们还加上了当地的一个功绩:因为当国王米特里达提下令在亚细亚的所有岛屿和城市中屠杀罗马公民的时候,他们曾让罗马公民进入阿斯克莱庇奥斯神庙避难。”(26) 德尔菲近邻同盟是一个在泛希腊范围内具有巨大影响的宗教同盟组织,那么,向罗马人述说其古老的权威性并请求对这种权威性加以重申,实际上也意味着希腊人在力图促成其民族的历史和认同传统获得罗马官方的承认。而科斯人强调救助过罗马人这条理由,显然是为了打动罗马人,最终目的也是为了使自己古老的宗教传统能够更加顺利地获得承认。
    在上述情况中,希腊人对文化和历史的进一步强调,实质上是对罗马这一“他者”的一种回应方式。不过,除了对待“他者”外,强调文化和历史的做法也出现在“自我”的公共空间内,即便这种空间因罗马统治的挤压而变得狭小了。例如,从公元前146年沦陷到公元前88年米特里达提战争爆发时为止, 希腊一直处在罗马强加的和平之下,除了城邦间某些边界纠纷外,再没有发生战争,和平中的希腊也让人看到了繁荣和宗教的复兴。考罗派的阿波罗(Apollon Koropaios)神谕所得到重建,其宗教事务得以恢复。雅典开始重新举行自公元前314 年停办的四年一度的提洛节(Delia)。公元前99年,罗德斯岛上的林多斯(Lindos)城编纂了自己的半神话半历史的宗教编年史,并将之铭刻于石碑之上。这就是学者所谓的《林多斯编年史》。(27) 这一时期的宗教复兴和编写乃至虚构自身光荣历史的举动,是一种在自我的公共空间内强化认同的行为。
    公元前31年奥古斯都结束了罗马内战,此后便是帝国两个多世纪的“罗马和平”(Pax Romana),一直到公元267年黑鲁利人(Heruli)入侵时为止。 除了在马可·奥里略时期考斯托波奇人(Costoboci)入侵并被击退这一较小的动荡外, 希腊人再次生活在罗马强加的和平之下,而他们在以前的独立时代从未享受到如此长时间的和平。在大约公元50-250年之间即所谓的“第二智者时期”, 希腊人实现了经济和文化的全面复兴。这一时期,雄辩术这种公共表演性演说成为最富有声誉的文学和文化活动,从事这种活动的演说家被称为“智者”(sophistes)。(28) 很多智者在其城市甚或行省中都颇有影响。他们常常通过自己的能力和声望来制止城市内部的骚乱或调停城市间的纠纷。他们还被派做使节前去为皇帝登基祝贺或者为本城市谋求某些特权。而且,大多数智者投入到教学活动中的时间和精力实际上要超过雄辩术,这就有力地推动了希腊教育的发展。“第二智者时期”不仅是公共演说繁荣的时代,在智者所发挥的文化主导作用之下,希腊人的其他各类文学体裁在此时都涌现了不朽的佳作。与此相联系的是整个希腊文化和经济获得了全面复兴,甚至城邦政治传统也在有限范围内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复苏。
    智者演说使用的是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阿提卡方言, 演说中充满着对希腊伟大过去的旁征博引。语言形式及风格的复古和对往昔光荣的回顾也充斥于其他文学体裁中。这些智者、作家等知识分子大多数出身于富有的上层,并已成为罗马公民,有的甚至还享受到了皇帝赐予的某些特权,可以说是罗马政权下的受惠者,但其作品和言行不时流露出对希腊文化的更为自信,有时甚至不乏对罗马人近乎鄙视的述说,因而在希腊人当中颇受欢迎。而且,这种把目光更多地转向自身的历史和文化,以从中寻找和汲取引以自豪的民族精神力量的做法,并不只局限于上层知识分子,普通民众在这一点上反而比他们更为激进。在这种时候,作为罗马政权受惠者的希腊上层知识分子反而表现出了不安。普鲁塔克的一番言论很能反映这种情况:“各城邦的领袖荒唐地鼓动民众效仿祖先的功业、理想和行动,而这些在如今并不合时宜。他们本来很可笑,却未受到嘲笑,他们竟然根本没有受到鄙薄。”“马拉松战役、优里密顿河战役、普拉提亚战役以及所有会令民众躁动不安、恣肆妄为的事例都应该留给智者们讨论”,“不应激起风暴”。(29) 面对民众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为希腊文化自豪的上层知识分子的最终落脚点却是强调服从罗马的统治。他们往往在缅怀民族的光荣历史之后,忘不了提醒和告诫民众:这些光荣已不复存在,今天有更基本的任务等待着希腊人,那就是在和睦中生活,否则会招致罗马政府的干涉。(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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