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希腊人将整个人类区分为希腊人和蛮族人，意味着将罗马人也置于蛮族之列并将其推到了“文明”的对立面。尽管早在公元前1世纪末， 亲罗马的希腊历史学家哈利卡尔那索斯的狄奥尼修斯就曾试图证明罗马人在起源上也是希腊人，而且是比其他希腊部落“更古老和更加希腊的”（Hellenikoteron）希腊人，（40） 尽管普鲁塔克曾偶然将罗马人、希腊人和蛮族人三个名称并列，（50） 传统的希腊人-蛮族人两分法还是在长时期内被希腊人本能地保持着，即便在那些对罗马友好的希腊作家的著作中，甚至在“金嘴”狄翁对皇帝图拉真发表的“论王权”演说中也是如此。（51）
    不过，像对其他被征服民族一样，帝国的权力和公民权对希腊人也产生了同样的吸引力。随着希腊精英与罗马政权合作的不断加深，以及获得罗马公民权的希腊人的逐渐增多，对罗马的认同也悄然而生。从现存的史料来看，罗马内战之前没有来自意大利之外的希腊人获得罗马公民权。内战过程中，苏拉、庞培、屋大维和安东尼等不同程度地将罗马公民权授予为自己服务的希腊上层或军官个人。元首制建立后，皇帝更为频繁地授予希腊人以罗马公民权。一些希腊人，主要是城市中的社会上层，也通过书面申请或他人举荐等方式从皇帝那里谋求官职或包括罗马公民权在内的民事权利。（52） 罗马公民权作为一种特权和荣誉，无疑有着表明和确认更高身份的意义，对罗马的认同也最容易体现在对罗马公民权颇为看重的心理上。至少在公元2世纪的史料中就已显露了这种端倪。 琉善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当一个没有文化、说话文理不通的希腊人夸耀罗马皇帝授予他罗马公民权时，犬儒学派的哲学家戴摩那克斯（Demonax）挖苦他说：“要是他使你成为一个希腊人而不是罗马人就好了。”（53） 这个故事也暗示了曾有过一个罗马认同与希腊认同并存和冲突的阶段。
    从现存的文献来看，琉善是第一个将罗马帝国及其居民称为“我们”的希腊人。（54） 他称希腊历史学家阿里安为“第一流的罗马人”。（55） 稍后的埃利优斯·阿里斯提戴斯在对希腊文化和历史充满自豪的同时，又将罗马视为伟大的统一者，称之为“共同的城邦”、“一片绵延的国土”、“一个使一切民族臣服的民族”。他赞扬罗马人“使‘罗马’这个词不是一个城邦的名称了，而是成了一个共同的民族的名称；这个民族不是一切民族当中的一个民族，而是抵消了其他一切民族的民族”。他认为现在罗马已经把世界划分为罗马人和非罗马人，从而取代了原来希腊人和蛮族人的划分。（56）
    公元212年，皇帝卡拉卡拉颁布《安东尼努斯敕令》（Constitutio Antoniniana），宣布将罗马公民权授予帝国境内全体自由民。对于该敕令，人们传统上常接受狄翁·卡西优斯的说法，（57） 认为其颁布动机可能是为了扩大继承税。A. N. 舍尔文-怀特认为，该继承税早已经存在，卡拉卡拉的动机是要扩展业已普遍的皇帝个人崇拜，把感召人们的统一观念完全落实，把“罗马人民的伟大”置于最可能的广泛认同基础之上。（58） 应该说，对于卡拉卡拉的这种意图，的确出现了某些积极回应的迹象：这之后埃及的大量纸草文献表明，那里的埃及人和希腊人虽仍保留着原有的传统，但敕令在最初已经带来了心理上和荣誉上的变化。（59） 这样，希腊人在保持自己民族传统认同的同时，开始普遍认同自己为罗马人。而且，两种认同还呈现出合流的趋势。例如，卡帕多奇亚主教格列高利·陶马图尔果斯（约公元213-217年）在赞美罗马法律的完善时说，“一言以蔽之，它是最为希腊的”。（60）
    晚期罗马帝国东西部在发展上日益分道扬镳。公元330 年君士坦丁在拜占庭建立号称“新罗马”（Nova Roma）的新都（后改称“君士坦丁堡”），揭开了拜占庭帝国历史的序幕。罗马公民权被推广到整个帝国范围已使希腊语中“罗马人”（单数为Rhomaios，复数为Rhomaioi）一词被不加区别地用于帝国境内的各民族身上，而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化又使帝国和基督教世界合而为一，这样到公元4世纪末为止，“罗马人”变成了基督教徒的同义语。这也意味着“罗马人”一词丧失了民族内涵，而获得了政治和宗教的内涵，紧接着的连锁反应是“希腊人”（单数为Hellen，复数为Hellenes）这一名称民族内涵的丧失和宗教内涵的强化。在基督教的排挤下，希腊人日益放弃自己的传统宗教，转而信奉基督教。皈依基督教的希腊人只自称“罗马人”，而不再称自己为“希腊人”。“希腊人”则被用来指称那些仍旧固守古代希腊传统宗教的城市居民，他们通常是上层阶级。当城市基督教化后，该名称又被用于指任何一种多神教信奉者和偶像崇拜者，无论他是否说希腊语，乃至于最后该名称的使用被进一步推到了荒谬的极端：任何一种异教徒和蛮族人都被称为“希腊人”！（61）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实际上，“罗马人”取代“希腊人”作为希腊人自称的过程可能并非很快，某些偏远农村的希腊人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还保留着旧称。而且，从公元7世纪以来， “希腊人”一词古代原有的民族涵义又在东正教之外的个别场合中复活了。“罗马人”虽是拜占庭时期希腊人通常的民族自称，但“希腊人”一词也偶尔被使用，有时使用中还带有民族自豪感。（62） 古代希腊民族文化的很多营养也被基督教所吸收，流淌在拜占庭时期希腊东正教民族文化的血液之中。拜占庭时期希腊人以“罗马人”和基督教徒身份为本位的民族认同并非对古代希腊人民族特性和认同的完全否定。
    从一定意义上说，民族认同就是一个民族如何看待“自我-他者”的问题，如何在“自我”与“他者”之间划分界限的问题。民族认同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被不断地建构和再建构着的；其建构常常是在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上进行的。
    在希腊人传统的民族认同观念体系中，“希腊特性”和“蛮族人”分别构成了建构“自我”和“他者”的最基本的范畴。如何拿这些旧有的范畴去衡量新时代中的“自我”和“他者”，尤其是应对罗马这个非同寻常的新“他者”，如何在罗马统治的新环境下去重新界定和诠释这些旧范畴，便是罗马时代希腊人建构“自我”认同的内在逻辑。罗马人希腊化了，但却是有选择性地希腊化，故亦“非我族类”，也是“蛮族”。他们是希腊人的征服者，又是希腊文化的保护人，让人又恨又爱。在他们面前，自己无独立可言，却可大声言说独立时代先辈的荣光。在对往昔辉煌的重温之中，依旧能够体验作为“希伦子孙”的自豪，感受希腊语言的优美，表达对奥林波斯诸神的虔敬，享受迥异于“蛮族”的“文明”生活。而当自己也变成一个“罗马人”，而后又和罗马一起皈依了基督教时，却蓦然发现先前的“自我”竟是“蛮族”、“他者”了。这便是罗马时代的希腊人民族认同的心路历程。
    事实上，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而言，罗马时代的希腊人所具有的认同不只一种，而是三种，即认同希腊、认同罗马、认同基督教。起初仅有希腊认同，属传统的民族认同。而后有了罗马认同，属国家认同，与希腊认同并存。基督教化后，罗马认同与基督教认同合一，兼有国家认同、宗教认同和民族认同三重性质，从而将希腊认同的民族认同性质排挤掉了。可见，真正断送了希腊民族认同的东西，并非仅仅是罗马帝国，而是罗马帝国和基督教的合谋，或者换句话说，并非仅仅是政治因素，而是政治因素和宗教因素的结合。宗教也是一种文化。基督教文化与希腊古典文化在精神实质上非此即彼，而古典的希腊文化作为“希腊特性”的综合体现，恰恰也是支撑希腊民族认同体系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古代希腊人的确是一支“文化民族”，靠文化认同，而终结其民族认同的，也是文化，是另一种文化。